顯微鏡下的大明第六章 一從世變陵谷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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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萬歷年間,曾經一度輝煌的黃冊制度已是病入膏肓。

地方上豪強官吏肆虐,根本收不上來冊籍;就算收上來,也來不及解送;就算解送到了,內容也不合格;就算內容合格,也會因為駁查想斂財而被強行退回;就算不退回,順利入庫,幾年以後不是被水泡爛就是被老鼠蟲子咬完。

就算一切都很幸運,僥幸逃過天災,也沒什麼用。如前情所述,那種風氣下攢造出來黃冊,通篇充斥著埋沒、飛走、詭寄、影射、挪移等奸弊,早已無法反應基層的真實情況。萬歷三大賢之一的呂坤,直言不諱地指出:“十年冊籍,半不相同,沿舊稽新,漫無可考。”

比如隆慶年間,福建省福寧州的戶口數比起洪武年減少了三分之二,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三。江南重鎮應天府更誇張,嘉靖末年的戶口數只有正德年間的一半,到了萬歷一朝,則只有正德年間的五分之一。

註意,這只是黃冊賬面上的數據。

實際上這些地區一無戰亂、二無天災,人口一直在增長,只不過當地大戶通過包蔭、冒合、逃戶、隱匿、篡改等手段,把增長數給藏起來了。再加上大明對民眾的禁錮太嚴,極度追求穩定,物極必反,導致了逃戶的盛行。

正所謂“民不勝弊,破資鬻產,逃亡相踵”。這些放棄戶籍的老百姓成群結隊地離開原籍,四處遊蕩,形成明中後期蔚為壯觀的流民大潮。

比如在江南有一種令人稱奇的生活,叫作“船居浮蕩”。老百姓從原籍逃出之後,全家就住在船上,常年在江南縱橫交錯的河流上漂蕩。地方官府根本沒法管理,更談不上造冊交稅了。

其實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黃冊當回事了,他們自己搞了一套戶籍,叫作實征文冊,也叫白冊,裡面記錄了當地人口、土地的真實——相對真實——情況,以方便管理,但是從不上報。《戶口總論》裡談及此事:“所謂黃冊,只取應虛文,非其實矣。有司征稅編徭,自為一冊,曰白冊。”

朝廷反復索要過許多次白冊,甚至動過以白替黃的心思,可地方陽奉陰違,抵死不從,這事一直沒成。

白冊交不上來,黃冊又紊亂疏漏到了如此誇張的地步,朝廷指望用它做決策,怎麼可能準確?以至於時人嘲諷“有司專租庸於下,朝廷握虛數於上”,說黃冊是廢紙一堆,亦不為過。

隨著黃冊的失效,在中樞朝廷眼裡,整個天下不再透明,慢慢變得模糊而扭曲。接下來,會變得怎樣?

萬歷十八年(1590年),南京戶科給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:“如冊籍之造弗慎,則賦役之派弗均,豪強得計,良弱受害。生民之凋疲,國計之虧縮,恒必由之,誠非細故。”

換句話說,黃冊失靈,裡甲制也會隨之無效,當初朱元璋設計的十甲輪值、均攤徭役,也淪為空談。稅賦徭役非但不會減輕,反而會加劇失衡。權貴、豪強、鄉紳和貪官污吏運用各種手段,拼命把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,甚至還要從中漁利。

長此以往,國將不國。

這種惡果,其實早就有了苗頭。成化二年(1466年)八月,給事中丘弘就已經在奏疏裡指出了這種狀況:

“官吏、裡書乘造冊而取民財,富豪奸滑通賄賂以避重役。以下作上,以亡為存。殊不思民之貧富何常,丁之消長不一。只憑籍冊,漫定科差。孤寡老幼皆不免差,空閑人戶亦令出銀。故一裡之中,甲無一戶之閑,十年之內,人無一歲之息。”

這個“十年之內,人無一歲之息”,就是賦役不公平的直接惡果。雖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,但隨著時間推移,每況愈下。

楊芳在《賦役》裡無限懷念洪武皇帝的時代,說當年老百姓“一年在官,九年在家,故其賦易供,而其民常逸”。可現在呢?各地官衙不時征派,今天正編,明天加編,巧立各種名目。他掰著指頭數了數,有綱銀、辦銀、庫字、夫甲、廩保、夫役、驛傳、兵役、餉費等等,隨隨便便就舉出了十幾種名目。

在這種瘋狂的掠奪轉嫁之下,老百姓只剩下疲於奔命的絕望,大明的流民問題愈演愈烈,根源正在這裡。

所以說,後湖黃冊庫的混亂狀況,並不僅僅意味著黃冊制度出了問題。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,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標志之一。

黃冊制度瀕臨崩潰,意味著病灶已遍佈整個社會的腠理。

偏偏在這些病灶上,還攀附著無數吸血的肥大蟲子。病灶越大,它們吸納得越多,形成一張從上到下、錯綜復雜的利益網,阻礙血液循環,幹擾營養吸收,並讓各個器官緩慢衰竭。大明到了中晚期,頻頻出現半身不遂的跡象,資源調動不順,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力空前虛弱,都是拜其所賜。

乃至當時有歌謠流傳:“權門之利害如響,富室之賄賂通神,鈍口奪於佞詞,人民輕於酷吏。”

到了這會兒,大明已經隱然有亡國之相了。

更有甚者,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圖,都會無疾而終,甚至被反噬。

比如在嘉靖十年,鄞縣縣令黃仁山和奉化縣令陳鎬,都曾經下決心在治下整頓黃冊,嚴懲縣中舞弊書手、算手等,結果“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,而民之奸且復故矣”。

甚至連海瑞這樣的人,面對這道堅壁都無可奈何。

他在出任應天巡撫的時候,深知黃冊已經破敗不堪了,決心另起爐灶,以田畝數來決定賦役比例。閑居松江的徐階趕緊寫了一封《與撫按論均糧書》,義正詞嚴地質問海瑞:“聖祖疆理宇內,第其賦稅,以為黃冊,藏諸天府,有司十歲一修而上之,成憲舊章,燦然有也。而忽焉,而滅焉,可乎?”

徐閣老在朝那麼多年,不可能不知道黃冊弊情有多嚴重。不過為了松江家裡幾萬畝良田,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來擋擋面皮了。

反倒是徐閣老的好學生張居正,有心撥亂反正,要給大明好好地動一次手術。

他所倡導的一條鞭法,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:將徭役的分攤方式,從按戶改成了按丁數和按田畝數。

咱們再把王敘家拎出來說說。

比如王敘家裡有三個壯丁,五畝地;隔壁趙二家有九個壯丁,一百畝地。按照原來的規矩,每一戶得出兩個壯丁去應徭役。趙二家勢力大,買通了小吏篡改黃冊,硬是讓王敘家出了三個壯丁自家只出一個。最後王敘家破人亡,趙二家優哉遊哉。

但現在張閣老說了,以後徭役不按戶數算,按丁數算。每三個壯丁,出一個人應役。如果家裡田地超過五十畝,每二十畝還得多出一個壯丁。

按照這個算法,王敘家只需要派一人應役,趙二家卻必須出五個人(三個按丁數+兩個按田畝)。這樣趙二無從逃避,王敘也可免於負擔過重而破產,達到公平。

而且一條鞭法把“力役”改成了“雇役”。民眾不用真的派人去應役,可以折成現銀上繳,官府會拿這筆銀子去另外雇人。這樣一來,王敘家不必擔心耕作缺少人手,大不了多賣點糧食換銀子。

至於這筆徭役銀的征繳解送,也不必經過裡長、糧長之手去催促。由官府出面,官收官解,杜絕了這個環節上的舞弊行為。

這還只是張居正改革的第一步,他的終極目標是徹底攤丁入畝,把所有稅賦徭役都按照田畝結算。這樣一來,田多的人繳稅應役多,田少的繳稅應役少,從此徹底均平——當然,他沒有完成這個目標,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會兒才算搞定。

黃冊的全名叫作賦役黃冊,主要記錄戶數丁口,朝廷可以拿著黃冊按人頭征派徭役。如果現在徭役不用數人頭了,全都要並入田畝結算,那麼朝廷只要整飭魚鱗圖冊就夠了,還要黃冊幹嗎?

張居正執政多年,知道黃冊已經糟爛成什麼鬼樣子。他明白這玩意已經沒法治了,索性拋開它另起爐灶,建起了新的“條鞭賦役冊”,又叫“賦役全書”。這是一套以田畝為基礎的賦役分配制度,用來配合一條鞭法的推行,重新整地清田。

不過以張閣老的能耐,也只能繞開黃冊制度,不能公然廢除。因為這條線上沾染了太多利益,是政治上的雷區。何況黃冊雖然失去了賦役之用,尚還有錮民的功效,對越發洶湧的流民大潮來說,多少有點緩沖作用。

於是從萬歷初年開始,後湖黃冊庫的地位變得微妙起來。理論上朝廷已經不需要它了,但礙於祖宗成法和背後的利益,還必須每十年攢造一次,算是一種制度上的慣性。偶爾會有禦史站出來,絮叨兩句要不廢了黃冊算了,然後就沒下文了。

大明官場有一個特點:上頭重視什麼,下面未必會重視,往往得三令五申;但上頭如果不重視什麼,下頭立刻心領神會,迅速廢弛,墮落速度之快,令人咂舌。

說個萬歷十年四川酉陽宣撫司的故事吧。

酉陽宣撫司就是如今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,在重慶東南方向。

宣撫司這個建制,是大明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的一種特殊統治方式。朝廷封當地土司一個官銜,允許世襲,承認其對宣撫司領土的管轄。土司則必須向朝廷納稅,以彰顯大明的統治權。比如萬歷三大征裡的播州之亂,就是播州當地土司楊應龍搞起來的。

洪武年造黃冊的時候,朱元璋考慮到這些土司地區的特殊性,沒有急於在這些地方推行。到了永樂國勢穩定了,朝廷才慢慢把黃冊和配套的裡甲制引入土司轄區。

從這個時期開始,酉陽也每十年攢造黃冊一次。宣撫司的控制權,慢慢從土司手裡轉到漢人流官手中,即改土歸流。不過酉陽地區地形復雜,土民散聚,在宣撫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,分別把持著各處村落。

萬歷十年,酉陽宣撫司又接到旨意,要攢造黃冊。該司迅速把任務下發,沒想到其中一個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。

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楊正魁,算是當地一個小土司。他主持攢造黃冊時,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戶籍,不再歸屬酉陽宣撫司,而是改隸重慶衛。

之前咱們介紹過,這是民間常用的一種作弊手段。石耶洞擅自改隸重慶衛之後,從此不受酉陽宣撫司管轄,這邊再催繳什麼錢糧,可以置之不理。至於重慶衛那邊,人家壓根不知道有這麼回事,自然也不可能來酉陽要錢。

石耶洞的黃冊送出去之後,沒到後湖,在四川佈政司這一關就被攔下來了。佈政司不傻,一看就知道是作弊,立刻駁回要求重做。

酉陽宣撫司派了一個叫楊秀忠的人,去石耶洞傳達省裡的指示。不料楊正魁膽大妄為,把楊秀忠痛打了一頓,扯碎文書,並將其攆回來了。宣撫司大怒,又先後派了幾撥人去。楊正魁堅決不從,來一個打一個,來兩個打一對。

這種地頭蛇橫起來,宣撫司一時間也沒什麼辦法,只好向上級巡撫、巡按求援。很快上面派了兩個官員,一個是負責黃冊督造的參議,姓王;還有一個是南川縣的典史,叫龔儀。

省裡的態度很明確,這件事必須嚴查。不過酉陽地區太敏感,不好大張旗鼓派大人物下來,請王參議和龔典史來,官職不大不小,雙方轉圜餘地也大。

不料楊正魁是個混不吝,居然在當地拉起了一支軍隊,沖著兩個人痛罵起來:“有你這吏員出身典吏,豈足掛齒。就是巡撫來,也不過如此。怎磨得我甘結黃冊,怎肯輸造?”囂張之情,溢於言表。

註意,這話可不是筆者原創或刻意渲染,而是楊正魁的原話,真真切切記錄在了黃冊庫給萬歷皇帝的奏疏裡。

那兩個官哪裡見過這陣仗,嚇得連滾帶爬回去了。佈政司一看,麻煩了,酉陽土人動輒鬧事,若激起民變,如之奈何?幾位佈政司大員商量了一通,想出一個踢皮球的方案:把這本黃冊送到後湖,請黃冊庫予以查實,石耶洞到底歸屬哪裡。

乍一看,這一招純屬脫褲子放屁,石耶洞就在酉陽境內,怎麼可能劃歸重慶衛?明擺著的事,還用得著查實嗎?可仔細一想,四川佈政司這手用意可深了。

若他們立刻派兵去征剿,這叫“釁自我開”,佈政司得負領導責任。如果先把黃冊送去後湖,讓那邊以“戶籍可疑”的理由駁回來,佈政司再去收拾楊正魁,便師出有名了。就算釀成民變,朝廷查問下來,佈政司也可以解釋,鬧事的源頭是黃冊駁查。

黃冊庫並不清楚這些彎彎繞繞,真的去認真查了一下。發現石耶洞這個地方,從永樂十年開始,以酉陽宣撫司下轄長官司的身份,向中央交稅。至今已經攢造了十七期黃冊,記錄清清楚楚,無可爭辯。

佈政司拿著這個回復,又去找楊正魁談,“談”的結果自然不盡如人意。佈政司不敢擅專,把這事上報中央,詢問該怎麼處置才好。

這次上報,正趕上張居正去世不久。萬歷忙著搞清算,內閣無暇顧及別的,遂給了一個敷衍了事的批復:“石耶土司,照舊例酉陽宣撫。如再抗違,重治不饒。”

這種軟綿綿的批復,對下面簡直毫無威懾。石耶洞就這麼賴在重慶衛的名冊上,誰也拿楊正魁沒辦法。

一直到三年之後,朝局穩定了,朝廷才想起來秋後算賬。這次出馬的是重慶衛的兩名指揮,他們帶著兵,強行把石耶洞的黃冊改回去。

到了這地步,楊正魁仍不肯服軟。他拒絕在黃冊上簽字,反而派了弟弟楊正敷去重慶,賄賂了另外一個指揮劉光先,讓劉光先出具證明,證明石耶洞實屬重慶衛。這份證明送到後湖黃冊庫,主官都瘋了,見過造假的,沒見過這麼囂張的造假。

後來楊正魁這事怎麼樣了,史書上沒提,但八成不了了之。朝廷對這些敏感地區的態度,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安撫比講理重要,當地土司也心知肚明。數年之後,同樣是土司出身的楊應龍看透了朝廷虛實,便在酉陽更南邊的播州掀起了一場叛亂,規模之大,和西北哱拜叛亂、日本入侵朝鮮並列為萬歷三大征。

楊正魁一案,是掀在明面上的黃冊弊端,充分暴露出了各級官衙互相推諉的稟性。

有人對這種現象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描述:“或任憑裡書人役假公科斂,遷延作弊;或系差人領解在外,將罪贖銀兩挪移侵欺。州、縣正官既不暇親理其事,而委之佐二首領。該道監司又不肯時行比較,而視為故事虛文。一遇升遷,則雲原無瓜代之期,公然而去;問之接管,則雲此系前官之事,與我無幹。彼此推諉,上下因循。”

可見黃冊的執行機構,基本上已經癱瘓了。沒人把它當回事,除了會用駁費創收之外,已經沒有任何用處。

張居正雖然倒臺,可他留下的政治遺產,讓大明結結實實地續了幾十年命。在萬歷後期、天啟和崇禎三朝,後湖黃冊庫一如既往,時時上疏,呼籲嚴查黃冊弊端,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訓誡。不過無論皇上還是滿朝臣工,包括黃冊庫自己,都明白這只是刷刷存在感,並沒有什麼人當真。

黃冊地位跌落至此,地方上攢造時的態度自然更加虛應故事,胡亂敷衍。

明清鼎革,到了順治十三年(1656年),戶部尚書孫廷銓向順治皇帝匯報天下戶籍情況。順治問他,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黃冊戶籍文件?孫廷銓苦笑著回答說,他搜羅到一些府縣在崇禎十五年攢造的黃冊,裡面的戶口和數字,居然是原樣照抄洪武年的冊籍,一模一樣。

這些官員連基本的戶籍調查都不做了,隨便復印了幾份老檔去應付差事。敷衍至此,可以想見崇禎後期,地方管理混亂已到了什麼地步。

更有趣的是,孫廷銓還找到一本黃冊,上面赫然寫著“崇禎二十四年”字樣。這說明地方官府已經懶得每十年造一次了,索性一次把未來幾期的都造完擱著,到了時間再交。

孫將這種做法幽默地稱為“遙度”。可惜那些官員“遙度”得還不夠長遠,大明到了崇禎十七年(1644年)就亡了,這本崇禎二十四年造黃冊,變成了一件充滿諷刺意味的死亡物證。

大明就好像是一個動脈硬化的病人,因為長期貪婪地吃油膩食物加酗酒,身體各處血管已變得狹窄無比。血液壅積於中途,無法送至中樞。張居正的改革,是在血管裡做了一連串支架,暫時保證心臟獲得足夠供血。可是他沒辦法改變大明暴飲暴食的習慣,也無法逆轉血管劣化的趨勢。

時間一長,血液越發油膩,血管越發脆弱,梗塞點越來越多。到最後,就連支架也沒什麼效果了,只能靠“三餉”之類的舉措像打嗎啡一樣瘋狂透支殘存的生命力。

到了這個時候,無論閹黨還是東林黨,誰當權都無關大局。禍因早種,積重難返,大明的覆亡實際上是一次系統性的崩塌。

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,久病的大明王朝突發心肌梗死,死於煤山之上。這是一個意料之中的悲劇。

北方的天子已經自縊而死,而後湖黃冊庫的命運還沒徹底終結。

在崇禎縊死的這一年,後湖黃冊庫的規模已經達到了冊庫七百間,遍佈於後湖諸島之上。從洪武十四年至崇禎十五年,一共攢造了二十七期,歷代累積黃冊一百七十九萬七千冊,達到了歷史巔峰。

可惜的是,它與大明命運糾葛太過深切,註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毀滅的宿命。

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,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,次年改元弘光。清兵洶洶南下,旦夕可至,弘光小朝廷手忙腳亂地開始了備戰工作。

位於北城墻之外的後湖黃冊庫,在此時已經毫無用處。有人提議,不如把那些黃冊拿出來廢物利用一下。於是禁絕了二百多年的後湖黃冊庫,終於撤去了封鎖,向世人露出真容。

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島,踹開庫房大門。他們顧不上感嘆卷帙浩繁,把那些曾經悉心晾曬的黃冊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,粗暴地扔上小船運走。

中國古代有造紙甲之法,把軟紙一層層相疊捶實,剪裁成甲,防禦效果不錯。黃冊都是上好綿紙所制,正是做紙甲的好材料。另外明軍裝備了大量火器、火箭,將綿紙搓成細條蘸上火藥,即是上好的藥捻和引火折。

這是一幕極具象征意味的畫面。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黃冊,在風雨飄搖中被一一扯碎。漫天的紙屑飛舞於後湖之上,萬億大明子民的戶籍化為甲胄和火器,以毀滅自己的方式,試圖成為挽救這個王朝的最後希望。

可惜這一切努力,終究只是徒勞。弘光元年(1645年)——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——五月十五日,南京城落入清軍之手。在彌漫的硝煙裡,黃冊庫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權一起滅亡了。

從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,後湖黃冊庫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,幾於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國祚等同。

這是大明保留下來的最後記憶。在這個王朝治下的每一個人——你能想象嗎,幾乎每一個人——後湖黃冊庫都記得,大明都記得。

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農夫、永樂時遷至北京附近的軍戶、正統朝遠在雲南深山打獵的土司、正德朝在淮西燒鹽的灶戶、嘉靖朝山東進學的士子、萬歷朝建陽的書商子弟……幾乎所有曾在這片土地生活過的大明子民,都在這座庫房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他們的身軀早已化為一抔黃土,名字卻永遠凝固在了這裡,並和他們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為飛灰。

在這座黃冊庫裡,記錄著整整一個王朝的田土盈縮、民生消長。你可以拉遠視角,註視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;你也可以拉近視角,看到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家庭的生老病死。其存儲之巨、信息之豐、分列之細,是全世界檔案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奇跡。

其實嚴格來說,死去的只是黃冊庫這個功能,實體依然還在。弘光朝廷太過倉促,只來得及消耗掉庫存黃冊的一小部分,大部分冊籍還好好地擱在庫房裡。

清軍進入南京之後,第一時間控制住了黃冊庫。順治皇帝還特意提醒主帥多鐸:“南京各衙門圖書史冊……地理戶口版籍、應用典故文字……用心收掌,不許乘機抽毀,致難稽考。”

清軍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拿這地方幹嗎用,便暫時擱著。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後,清廷才想起來還有這麼一個後湖黃冊庫等著處理。

順治皇帝原本指望能從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檔案,用來重括天下戶籍,就像朱元璋當年做的那樣。可清點一番之後,順治君臣失望地發現:天啟、崇禎兩朝的黃冊形同廢紙,毫無參考價值,至於再往前的冊籍數據,更是朽爛不堪用了。

既然沒什麼用,這麼多紙放在那裡也是浪費,不如重新利用一下。很快工部先跑過來,從黃冊庫裡取出五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斤冊籍變賣了——你沒看錯,是論斤賣的,得銀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兩。

黃冊每冊約重四斤,也就是說,工部一次就處理掉了十三萬八千冊。平均下來,一本黃冊能折不到一錢的銀子。比起造價,這可真是賤賣了。

當然,工部是無所謂,反正這是前朝的存貨,沒成本的。

吃到甜頭之後,大清臣工把黃冊庫當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寶山。很快靖南王耿繼茂請求提供軍備,朝廷大手一揮,給他送去了七十二萬八千五百斤,折銀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五兩。緊接著,江南總督馬國柱申請要造火藥、火箭,又討走了五十四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斤。操江巡撫陳錦看著眼紅,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兩百四十八斤黃冊。戶部聞之大怒,揪住陳錦要求賠償,而且不許賠黃冊,得賠折銀一百二十七兩四錢四分……

就這麼東家要西家要的,偌大的後湖黃冊庫終於被搬了個精光。

這還只是大數。南京當地的居民也趁著兵荒馬亂之際,偷偷潛入後湖,零零碎碎地盜取黃冊出來。這些冊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,被人隨意叫賣。

當時南京城裡有一位遺民文人叫方文,桐城人,他看到昔日國家重典竟淪為街頭垃圾,心中沉痛,忍不住寫下了一首《負版行》:

數年不到三山街,今春偶到多感懷。

不知是何大書冊,路旁堆積如蘆柴。

行人紛紛來買此,不論何書只秤紙。

官價每斤錢七十,多買少買隨人耳。

借問此是何版圖,答雲出自玄武湖。

天下戶口田畝籍,十年一造貢皇都。

玄武湖心絕炊爨,永無火患及鼠患。

洪武至今三百年,收藏不知幾千萬。

一從世變陵谷新,此圖廢閣空埃塵。

……

這首詩,可以算作後湖黃冊庫最後的挽歌吧。

清廷對南京沒有興趣,更不會把自家檔案庫建在這裡。後湖對他們來說,只是一個普通的湖罷了,不需要去特別對待。黃冊被搬空之後,往日鱗次櫛比的冊庫架閣,也被逐一拆光燒盡,毛老人廟和諸多附屬設施慢慢荒棄坍塌。就連後湖這個名字,也變成了玄武湖。後來為了避玄燁的諱,又改稱元武湖。

就這樣,在經歷了二百六十四年與世隔絕的日子之後,玄武湖重新成為一處遊人如織的風雅景點,仿佛做了一場漫長的奇夢。

黃冊庫就這樣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,可黃冊的故事,還有那麼一點點餘緒。

絕大部分後湖庫存黃冊,在順治初年便因為種種原因而湮滅,但也有極少數幸運的冊籍逃過一劫,流散到了民間。

康熙登基之後,籌修明史,向民間征集前明的各種資料,很快搜羅到了一大批包括戶口冊籍、奏疏題本、邸報塘報在內的明代文書。據當時的記載,這批資料中包括了萬歷至崇禎期間攢造的一千本黃冊,這是黃冊庫碩果僅存的孑遺了。

這些資料在修完明史之後,燒的燒,毀的毀,殘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內閣大庫。這個大庫坐落於紫禁城內,裡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獻之外,還有清代的諸多詔令、奏章、朱諭、外國表章、歷科殿試卷子、盛京老檔等等。這個大庫的收藏十分豐富,戒備也異常森嚴,王國維曾經評價說:“三百年來,除舍人、省吏循例編目外,學士大夫,罕有窺其美富者。”

轉眼到了宣統元年(1909年),大清國眼看要完。這個內閣大庫年久失修,收藏急需清理。但主事人不知怎麼想的,覺得最沒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遠的檔案,把它們都挑出來要統一焚毀。幸虧在學者羅振玉的堅持下,這個計劃沒得到執行。羅振玉親自下場,將這些價值千金的舊檔裝了八千個麻袋,轉移到了國子監內。

及至民國,政府籌建歷史博物館,又把這八千麻袋文件遷到午門,然後就一直扔在那兒無人問津。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當上了教育總長之後,委托魯迅進行整理。可惜篇卷浩大,以魯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,只勉強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。剩下的就只能擱在原地,任由別人隨意盜取。魯迅先生曾專文介紹過這段經歷,叫《談所謂“大內檔案”》,收在《而已集》中,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。

1921年,教育部的資金入不敷出,便把主意打到了這八千麻袋上面。他們以四千零五十枚銀洋的價格,賣了十五萬斤檔案給西單同懋增紙店。紙店把這些檔案運去唐山,準備打成原漿。幸虧羅振玉得知此事,也幸虧他手裡有錢,以三倍價格從紙店把這些檔案搶了回來。

羅振玉深入挑揀,從裡面搜揀到了頗多明清資料,出版了《史料從刊初編》,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來源。

1924年,羅振玉以一萬六千元的價格,把這批檔案中的十二萬斤賣給大收藏家李盛鐸;1928年,李盛鐸把其中六萬件交還溥儀,剩下的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史語所從中搶救、整理出了四十冊明清史料,尤其是明代史料最為珍貴。

幾經周折,這八千麻袋內閣檔案已經嚴重縮水。抗戰開始之後,政府遷移了一部分到南京,還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資料留在了北京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,國家檔案局於1958年對這一千七百麻袋展開了清理工作,最後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學價值的資料,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牘檔案,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至今。

往日的喧囂,就這樣逐漸遠去了。

細小的塵埃緩緩落定在破舊的黃冊封皮上,悄然累積,不再飄起。不知歷經世事的它如有靈智,是否會回想起那些年在後湖黃冊庫的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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