顯微鏡下的大明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縣小吏舞弊案
所屬書籍：顯微鏡下的大明小說
大明嘉靖年間，成都府下轄的彭縣發生了一樁普通的官場弊案。
說它普通，是因為這案子的規模很小，案情簡單，罪行尋常，講起來實在是乏善可陳。可正因為它太過平常，在大明一千多個州縣裡頗具普遍意義。於是這一樁普通小縣的普通小案，儼然成了一個繁盛王朝的青之末。
彭縣緊鄰成都府的北邊，相距四十多裡，乃是川西重鎮。有詩人寫過一首《彭州歌》：“彭州昔號小成都，城市繁華錦不如。”評價殊高。
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二月，一個叫陶成的當地人走進彭縣縣衙，高高興興領了吏帖，成為吏房的一位書手。
先簡單介紹一下大明縣衙的構成。
明代縣衙裡，最大的自然是知縣，叫作主官。他有兩個副手，一個是縣丞，一個是主簿，這兩位叫作佐貳官。他們仨都是有品級的朝廷命官，縣裡的行政長官。在這三人之下，還有一位典史，叫作首領官，但沒有品級，不入流。
再往下，衙門裡最重要的行政機構，叫作三班六房：三班是指皂班、壯班、快班，負責儀仗、治安、緝捕之類，有時候還會多一個捕班，和快班合在一起，就是老百姓熟悉的“捕快”；而六房對應的是朝廷六部，分為禮、吏、戶、工、兵、刑六個部門，各有主管業務。除此之外，還有承發房和架閣庫等辦公機構。
在這些機構裡辦事的人，統稱為吏，也叫“胥吏”或“吏胥”。“胥”這個字，本意是有才幹之人，十有二人，後來引申為基層公務員。
陶成加入的，是分管人事的吏房。他應該受過教育，會識文斷字，在吏房裡擔任書手——顧名思義，就是負責各類公文檔案的書寫、抄錄。
聽起來好像是個瑣碎活，可裡面的門道實在不少。古代沒有復印機和照相機，公文全靠書手一筆一畫寫就。他大筆一揮，偷偷篡改幾個字，往往能決定一人乃至一戶的命運。
舉個例子。崇禎時廣州府有一個糧道吏職出現空缺，一個叫劉俸的吏員垂涎已久，但是資歷差一點。他遂買通了吏房書手，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報材料，把最關鍵的一個日期“五月二十八日”塗抹成了“九月二十八日”。幸虧當時的推官心細，查了官府裡的原始檔案，發現日期對不上，這才查獲弊案。
書手落筆一字之差，甚至能左右官職的選拔。可以想象，他的尋租空間該有多大。陶成靠著手裡的這點權力，沒事收取一些常例賄賂，日子過得不亦樂乎。
四年之後，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，一個叫陳佐的人也加入彭州縣衙，在戶房擔任算手。
戶房和吏房並稱兩大要害機關。戶房管的是錢糧稅賦之事，日常業務涉及大量繁復計算。陳佐腦子靈活，數學好，對於數字得心應手，很適合這個職位。
和吏房書手一樣，戶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著別人的命運。他只消在賬簿上做一做手腳，一戶農民便會生不如死。比如萬歷年間的濟南府，曾有一戶劉姓人家，得罪了當地算手。納稅之時，算手硬把他家六畝三等瘠田劃成了一等上田，結果概算下來，要繳納的田稅翻了一倍，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。想避免這事？很簡單，拿銀子來喂飽便是，可見這其中的尋租空間也不小。
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，他們沒有官身，不算體制內，薪俸也不納入國家財政開支。可是這些人把持著具體政務，又是本地人，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，很容易從中做手腳，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。
尤其嘉靖年間，對胥吏來說正是個好時候。在這之前，胥吏都是有名額限制的，可到了嘉靖年間，突然掀起了一陣擴編熱潮，胥吏人數陡增。有人曾抱怨說：“衙門吏胥，原有定額。今郡邑吏想如故，胥較前增十倍不止。朝穿青衣而入，暮各持金而回。”可見其盛況。
陶成和陳佐的入職，即得益於這個大背景。
這兩個人為了能放心舞弊，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裡的屠主簿當靠山，就此相熟。吏房和戶房本來聯系就比較緊密，兩個人很快勾結到了一起，沆瀣一氣，其所作所為，用後來官府判決的話說就是：“各結攬寫法，討錢使用。”
怎麼個討錢使用呢？
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八月，彭縣決定僉派一批老百姓來三班服役，指派吏房和戶房執行。陶、陳兩人一聽，哈哈，錢來也。
這裡要先說明一下，大明的縣衙體制很有意思，大致可以分成三類：官、吏、役。
彭縣的知縣、縣丞和屠主簿這樣的人，在朝廷吏部掛著號，算是官員編制；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，無品級，算是吏員編制；至於像陶成、陳佐這樣的書、算手，連編制都沒有，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——當然，胥吏往往世代相繼，比合同工可穩定多了——無論如何，他們仍舊屬於“吏”這一層級。
再往下，到了具體的執行團隊，則只能稱為“役”。
這個“役”，指的是徭役，更準確點說，是力役。說白了，就是給政府出力氣白幹活。一縣的日常雜事，比如馬夫、門子、庫夫、禁子、防夫、纖夫、傘夫、吹手之類，都屬於役。這些役職並沒有常設員工，都是從當地老百姓裡挑選出來的，維持機構運轉。很多公共事務，比如修繕營造、解糧征糧之類，官府也會僉派老百姓來應役。
甚至連負有治安職能的三班，都不是專職。比如皂班，主要負責迎來送往、站堂呵道。青天大老爺在公堂上一拍驚堂木，他們拿著水火棍喊“威武”；青天大老爺出巡，他們負責在前頭舉著“肅靜”“回避”大牌子的儀仗。看著威風體面，其實這些皂隸也屬於“力役”，可能今天站完堂，明天把皂服一脫就回家種地去了。為啥叫他們衙役而不是叫衙吏，原因即在於此。
在一個衙門裡，幾個“官”在金字塔尖負責決策，幾十個“吏”在金字塔中間負責調度規劃，幾百個甚至上千個“役”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幹活。
事實上，縣衙的大部分工作，都是靠這種僉派百姓來完成的。原因很簡單，便宜啊。來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資的，還得自負夥食。徭役之害，大半來源於此。正如李樂批判的那樣：“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，宴然差遣之，竟不知食民膏髓，為可痛惜，一大害也。”
當然，朝廷也深知這事對百姓負擔重，雖然不能免除，但多少會做到公平一點。在具體的僉派規則上，要充分考慮百姓家庭情況，依次輪值，人口錢糧少的，去服一些相對輕松的徭役；人口錢糧多的，去服一些比較重的徭役，以示均平。
可惜，這只是理論上的設計，實踐中有的是辦法可以突破。
咱們回到嘉靖二十五年這一次僉派。
彭縣三班這一輪的役期已滿，很多衙役要返回家裡，必須僉派一些新人來填補。這個動作，涉及戶房和吏房兩個部門：戶房負責查詢戶籍輪值表，確定應役人選；吏房負責登記造冊。這份工作，便交由陶成和陳佐兩人來完成。
他們倆接到任務之後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尋找合適的索賄人選。
可巧在僉派名單裡，有一個叫劉選的平民。他被安排的役職是快手。這個快手，可不是做主播，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。快手的日常工作有兩大塊：一是遞送官府公文，二是緝捕治安。常年要奔走於十裡八鄉，很是辛苦。
劉選不大樂意去做快手，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過，他只好找到陶成、陳佐二人，商量看有沒有啥法子。陶、陳二人居中協調，很快就拿出一個辦法。
他們找到一個叫劉本敖的閑漢，劉選每個月出三鬥米、三錢白銀，讓劉本敖替他應這個差事。反正審核的人是陳佐和陶成，只消在劉選戶籍上勾一個應役，然後在三班名簿上補一個劉本敖，人數不缺就行了，沒人會認真核對名單。
這個操作，在貪腐業內有個專業術語，叫作“買閑”。
劉選花了錢，但免得辛苦，自然心滿意足。劉本敖也很高興。快手雖然是個卑賤的職位，可若有本事，也能賺錢。劉本敖這種人，常年混跡衙門，熟悉各種門道。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，對他來說，反而是好事。
比如衙門發現某戶人家牽涉官司，發下牌票——一張紙，上用墨字寫明事由與限定日期，朱字簽押，蓋有官印，作為差役執法的憑。劉本敖拿著這張牌票，便可以上門訛詐。《幾亭全書》裡對這種情況描述得特別生動：“差人持糧票下鄉……黑夜排闈，就床擒索，舉家驚惶，設酒送飲；及去，衣服雞犬一空。假如欠銀五兩，此番所費二三兩。手頭愈空，錢糧愈難完辦。”
還有更絕的。劉本敖還可以勾結陶、陳這樣的胥吏，開出一張不蓋官印的白頭牌票，下鄉隨意找人訛詐。反正老百姓不懂法，很容易就被唬住。《官箴書集成》裡如此記錄：“每一快手一二十兩，賄買戶書寫就。……蓋快手借票催糧，原非為催糧計，不過借印票在手，無端索害鄉人。農民多不識字，又多良善之人，彼即有完票在家，快手欲無端害之，幾十裡外向誰分訴。……一張票，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。”
一張票能榨出幾年逍遙日子，可見區區一個快手，只要勾搭上胥吏，就能打開一片天地。
不消說，劉選、劉本敖事後還得拿出一點錢糧，孝敬陶、陳兩位。
很快，一個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門來。他一直在皂班當差，這次應役期滿，可以回家了。可王廷用不願意走，因為皂隸的油水不少。比如打官司時內外遞個東西、傳個消息，打板子時輕重斟酌幾下，也頗有幾分銀子可收，比種地輕省多了。
於是王廷用求到了陶、陳二人。在他們一番運作之下，王廷用成功買閑，頂替了另外一位叫嚴思安的徭役，繼續待在衙門。嚴思安還得每月給王廷用提供三鬥米、三錢銀的工食。
王廷用覺得這兩位太厲害了，便把自己的同族親戚王廷美介紹過去。王廷美受過教育，能識文斷字，他不想在役職裡混日子，打算弄個胥吏幹幹。
這事陶、陳能辦成嗎？也能。
縣衙裡的胥吏，來源大多靠僉充，即從地方上選拔而來。只要你身家清白，年紀沒過三十，而且通過了業務考核，就有機會充任。不過吏職少，申請的人多，因此朝廷立下個規矩，叫“行柱定參”。
簡單來說。你取得了僉充資格，並不會馬上授職，而是作為“候缺吏”寫入“公格眼簿”，排上隊。什麼時候吏職出缺了，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後順序，依次參充，這叫行柱。
行柱排序的門道很多，有超參行柱、陛納行柱、農民行柱、截參行柱、東征行柱等等，算法各不相同，彼此之間還有優先級。但是，越復雜的規則，越容易被經手胥吏玩出花樣來，什麼戀參、壓參、超參、指參、爭參，讓人眼花繚亂。
陶、陳為王廷美準備的花樣，叫“越次爭參”，就是通過塗抹、篡改公格眼簿，把他的候選排名挪到最前頭，一有吏缺，立刻便能授職。
於是，王廷美就這樣被運作進了戶房，成為陳佐的同事。
可巧在這一次僉派結束之後，屠主簿病逝，新來了一位主簿叫王仲傑。陶、陳、王三人趕去巴結，很快成為其心腹。有這麼一尊神上頭鎮著，他們行事便更加肆無忌憚了。
我們看到，這麼一番操作下來，陶成、陳佐兩人上結主簿，橫勾六房，下聯快手、皂隸，儼然在彭縣衙門裡形成了一個上下貫通官、吏、役，橫跨諸多部門的小利益集團。
這個利益集團形成之後，都幹了什麼事呢？史無明載，不過後來官府在審判這個集團時，批語裡用了四個字——生事害人。字裡行間，可以想象是怎樣一番尋租的熱鬧勝景。
轉眼之間，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，又到了繳納糧稅的時節。
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一到這會兒，諸縣上下都會忙得不可開交。老百姓們除了苦著臉納完糧稅之外，還得提防另外一種麻煩，叫“解戶”。
要知道，糧食不會自己走路。各村各鄉上繳的糧食，還得集中起來，運到指定的倉儲地點入庫，才算完。大宗糧食的運輸調動，是一樁耗費浩大的工程。好在官府聰明得很，把解送糧食劃為徭役的一種。也就是說，可以僉派老百姓來做這件工作，而且是白幹。
這些負責運糧的老百姓，被稱為“解戶”。
彭縣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總征收額，是六千六百石整，一共僉派了六十二個解戶。每一個解戶負責解送的糧食數量與地點，都不一樣。
篇幅所限，咱們只介紹涉案人員的情況：杜山一戶，解送本倉祿米二十五石；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戶，共運廣豐倉火米四百三十石六鬥。其他五十七戶也各有任務，不過與這個故事沒關系。
根據流程，解戶要準備一份標準尺寸的空白文簿——連這個都要自己出錢——帶去衙門。吏房會先與戶籍比對，驗明身份，在空白文簿上寫下解戶名字，證明到役；然後戶房會根據事先的計劃，在文簿上填好解戶負責的解額以及運送地點，蓋上官印。
這份文簿，即解戶在解糧過程中的通行證、介紹信和回執。
彭縣吏房與戶房負責填寫文簿的，不用說，又是陶成與陳佐兩個人。如此好的勒索良機，他們兩個是絕不肯放過的，遂公然向六十二個解戶索賄。
解戶們對此痛恨不已，卻根本無計可施。因為陶成和陳佐身在兩房，職秉親書，想要整人，光是明面上的手段，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。
比如說，你拒絕賄賂，陶成會查看你的家產，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黃牛算作成年畜力一頭，把你家兩個半大小子算成丁壯兩口。天哪，這麼富裕的一家，必須多承擔點責任才行。他大筆一畫，把原來你負責解送的五十石漲到了一百石。
這還不算完。你帶著文簿到了陳佐那裡，陳佐在上頭寫了四個地名，讓你去提糧食運入縣庫。你一看，好嘛，三界、慶興、磁峰和龍門山，這四個鄉分別位於彭州東邊、北邊、西邊和西南，差不多可以圍彭州跑一圈。而且其中三處都位於山區，推起小車運起糧食，感覺極度酸爽。
你就算上告，也只能去主簿王仲傑那兒告。他會支持誰不言而喻。你如果連主簿都不服，還想上告知縣，那更得想清楚了——嘉靖二十九年，彭縣知縣和縣丞職位一直空缺未補，由主簿代理縣政……
好在陶、陳二人不算太貪心，每一個解戶只索賄七成色銀八分。六十二個解戶，一共湊了四兩九錢六分，交兩人平分。
兩人收完賄賂，便開始給這六十二個解戶安排運輸計劃。由於大家都出了銀子，陶、陳也不必特別偏袒誰，盡量公平地進行調配。說來諷刺，這本該是小吏分內之事，卻要在集體行賄之後才能實現。陶、陳兩人不用多做任何事，只是盡責地完成了本職工作，就能憑空造出一片尋租空間來。
計劃分配完畢，六十二個解戶領取文簿，各自散去忙活不提。
在杜山負責的區域，有一個叫方曉的農戶，需要繳納二鬥七升糧食。他嫌有點多，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兒去。王廷用雖然只是一個小皂隸，可他跟陶、陳二人關系不錯，深諳尋租之妙。王廷用先從方曉那裡收取三升糧食，落進自己口袋，然後帶著一鬥七升糧食去上納，強迫杜山按二鬥七升足額收取，還順手訛了對方五分銀子。
杜山為此十分憤恨，要知道，解額如果不足，是要解戶自家往裡填。王廷用這麼一截一收，等於自己要平白多負擔兩鬥大米。若是陶、陳二人也就算了，你一個皂隸怎麼也敢湊過來訛詐？
可他只是一介平頭百姓，皂隸也是沒法惹的。不提別的，王廷用若是說動劉本敖，拿著空白牌票到家裡來不走，幾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讓杜山破產。
皂隸已經算是衙門生態鏈的最底層，權力小到可憐，可即便如此，仍能從兩頭榨取些許好處。
來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。大部分解戶都完成了自己的運輸任務，放心歸家。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鬥，還差二石五鬥；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戶，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鬥三升，還欠三十八石三鬥七升。
這五個解戶，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鬥七升大米。
如果是別的時候，這點差額含糊一下就過去了。可不巧的是，從去年——嘉靖二十八年——開始，每年年底，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納錢谷修成會計錄，分列歲征、歲收、歲支、歲儲四柱，以杜絕積弊。
更不巧的是，在嘉靖二十九年，貴州銅仁和雲南沅江陸續爆發了規模不小的叛亂，朝廷調集四川、湖廣、貴州三省大軍會剿。這一應軍費開支，都得仰仗四川佈政司承擔，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頭。
成都府為了應付審計和軍費，恨不得把倉廩裡最後一點糧食都刮走，對於轄下諸縣的稅賦數字極度敏感。彭縣的糧食一少，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應。
最先覺察出問題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禦史。他本來想責成彭縣自查，又怕上下串通，於是調來了墊江縣的胡知縣，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錢糧。
胡知縣抵達彭縣的時間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。署理縣事的主簿王仲傑派了本衙戶房的一個人配合工作，這人正是陳佐。
此事調查難度不大，很快胡知縣便查明，短少的四十石八鬥七升大米，是彭縣僉派的解戶解糧不足額之故。胡知縣認定是那些解戶監守自盜、暗中侵吞了這部分糧食，決定判他們一個侵欺之罪。
註意，胡知縣查明的，是彭縣解戶侵欺這個事實，但具體是哪一個解戶幹的，他一個外地人無從措手，得靠當地戶房的胥吏去調查明白。於是胡知縣把陳佐叫過來，讓他去把相關人等拘來衙門聽審。
陳佐嗅覺靈敏，膽大包天，一聽胡知縣的口風，立刻意識到這又是一個發財的良機。
他身為戶房算手，一查賬冊就知道怎麼回事。陳佐把杜山、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五個人叫到一起，說你們要倒黴了，胡老爺知道你們欠糧太多，要判重罪。你們幾個如果湊二兩銀子給我，我就給你們想辦法遮掩。
杜山本來就一肚子氣，聽到陳佐還敢要錢，堅決不肯給，轉身走了。其他四個人琢磨了一下，紛紛表示，他們願意出錢免災。
陳佐收下二兩銀子，施展出了一招“李代桃僵”。
胡知縣在墊江做官，並不熟悉彭縣情由。錢糧短缺，他可以通過賬冊計算，但到底是誰侵欺，就沒有什麼人脈可以去查實了。
陳佐抓住這個破綻，找到吏房的陶成，憑空捏造出一個解戶，名字特別有日本味道，叫作江張本舟——其實就是從四戶人名各取了一個字，那四戶所欠的三十八石三鬥七升大米，都一股腦算到這個虛構人物頭上。
接下來，陳佐上報胡知縣，聲稱是杜山和江張本舟兩個解戶拖欠。胡知縣只關心錢糧落實，哪裡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虛構的。他大筆一揮，判決兩戶侵欺之罪，徒五年，如數追繳前糧。不過《大明律》允許用谷物折抵刑期，胡知縣給開了個價，如果犯人願意上納七十二石罪谷，便可以抵消徒罪。
這七十二石罰款，名義上由杜山與江張本舟分攤，一人三十六石。
江張本舟的三十六石，自然是那四戶人家分攤負擔。他們雖然肉疼，好歹不用被抓起來了。只是苦了杜山。本來五人均攤罰款，一人只需負擔十四石四鬥。現在那四個人合為一人，自己負擔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。
判完案子，胡知縣便按程序上報按院，抄送成都府通判，同時發給彭縣主簿，責成他們監督人犯繳納前糧以及罪谷。
到了這一年的十月份，這四戶人家總算把沒完成的解額與罪谷繳納完成，逃過一劫。
只有杜山陷入了絕望。
當初戶房安排給他的解額是二十五石，尚且完不成，更別說還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。杜山在後來的供狀裡，自承當時自己“陷入死地”。
就在這時，杜山忽然聽說，那四家人是靠陳佐捏造出一戶假人才得以過關的。他大為憤怒，如果當初陶、陳二人沒有收取賄賂，如果王廷用沒來敲詐，他說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額，不用受這麼多罪。
這兩個人是罪魁禍首，拼上自己破產，也不能饒過他們！杜山暗暗下了決心，可是縣裡有王主簿一手遮天，要告，只能去成都府裡投訴。
可告官也不是那麼容易。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論，想要翻案太難，而且也沒什麼可翻的，他確實沒完成。得選一個好切入點，才能引起上級高度重視。
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點，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狀子，對自己的事只是約略一提，重點放在了“李代桃僵”這件事上。他控訴陳佐這個刁吏，明知胡知縣前來盤查錢糧，仍收取賄賂，偽造戶籍，替那四戶遮掩罪行。
這一招特別狠。領導不介意你糊弄百姓，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。平日魚肉百姓也就算了，上峰來查賬也敢弄虛作假？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裡了。
這一劍，就戳到了要害。
杜山的招數不僅如此。他在狀紙裡還特意提了一句，說彭縣上一任楊知縣，曾經打算要革除陳佐、陶成、王廷用、劉本敖等人，結果反被他們聯手陷害而死。這些人至今仍逍遙法外，剝害鄉民。
這一招就更狠了。
這幾個人到底有沒有陷害楊知縣、怎麼陷害的，後人永遠不可能知道了。但這種事情，在當時很有可能發生。
知縣是科舉出身，精熟典籍，卻未必了解庶務，何況他又是流官，幹幾年就要調走。胥吏們雖然地位卑賤，卻深諳鄉情，彼此抱團，把持著大部分基層政務。所以在縣衙的生態圈裡，胥吏集團可以和縣太爺相頡頏。真逼急了，胥吏們施展手段，甚至可以把知縣生生逼走。
在崇禎朝的廣州府新安縣，曾有過這麼一個案例：新安縣裡有個胥吏叫陸榮祖，想要謀求一個職位，可負責選拔的承行吏員陶一魁秉公行事，拒絕了他的要求。陸榮祖大怒，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毆打致死。這麼一起嚴重的人命官司，新安知縣居然不敢管，生怕得罪了陸榮祖。直到苦主上告廣州府，兇手才得以伏法。當時的廣州府推官顏俊彥在判決裡感慨：“吏之如虎也，令之如羊也。”可見有時候知縣也是弱勢群體。
《吏治懸鏡》裡對胥吏的兇悍，描述得更加精準：“本官稍有瑕疵，輒指為把柄，講呈說告，恐嚇多端，賣訪勾窩，陷害無罪。於是長厚受其挾制，莫敢伊何；嚴刻者化為癡呆，憚於用罰。”
知縣上任，往往會帶至少兩個師爺幕友，一個精通刑名，一個精通錢糧，分派到六房，就是為了從胥吏手裡稍微奪回主動權。
不過胥吏欺官這種事，很少會拿到明面上來說。朝廷體面還要不要了？官員威嚴還留不留了？杜山一紙狀書戳破了這一層窗戶紙，直接指控陶成、陳佐等幾個人欺官，操控縣治，連知縣都坑死了。結果整個案子從一樁賄賂小事上升到了“彭縣還姓不姓朱”的問題，不由得上峰不上心。
這一份狀書，於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遞交給成都府。
一般來說，此類案件會交由成都府推官負責審理。不過推官業務很多，未必每天都在，因此在這之前，公堂還有一個預審環節。
成都府的公堂，每天會有兩名刑房吏員值守，一個叫直堂吏，一個叫直印吏。直堂吏負責預讀上交的訴狀，初步判斷其性質，並簽發牌票，召喚涉案人員等；直印吏則負責記錄公文往來，他的手裡有一個簿子，上面寫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幾道，用了幾次印，有幾封訴狀上交，有幾道牌票發出，等等。兩者互相配合，也互相監督。
二十三日這一天，值班的直堂吏叫楊漢采。他收到杜山的訴狀，先讀了一遍，並沒有急著轉交。這個指控很敏感，不能偏聽一面之詞。推官老爺就算要審，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齊了再說。直堂吏的主要工作，就是預先把相關人等材料準備齊全，讓老爺可以直接升堂斷案。
於是楊漢采當堂寫了一道牌票，交給防夫劉景高——防夫也是一個役職，可以視為保安與郵遞員的合體——讓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趕到彭縣，把陶成、陳佐等人提到成都來問話。
劉景高拿著牌票，一路從成都趕到彭縣。二十五日他一進縣城，迎頭就看到兩個衙役走過來，看穿戴，一個是快手，一個是皂隸。他們倆特別熱情，說設下了宴席，非要拽著劉景高去吃酒。劉景高問他們倆是誰，兩位自我介紹了一下，一個叫劉本敖，一個叫王廷用。
原來杜山上告這事，早就被陶成、陳佐發現了。兩個人很驚慌，成都府不是他們的勢力范圍，斷然不能去。好在他們熟悉政務，知道成都府一定會派人來提審問話，只要把這個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幾日，說不定就能把這事給拖沒了。
於是陶成把劉本敖、王廷用叫過來，讓他們二人等在縣城門口，專等劉景高抵達，務必死死拖住。劉、王久在公門做事，對這一套慣熟得很。他們在城門附近找了一處房子，弄了半壇子酒、兩斤肉還有一盤面，等著劉景高到來。
劉景高不過一介防夫，平時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，看到有人設宴款待，自無推辭之理。三個人在房子裡推杯換盞，吃得十分盡興。言談之間，劉本敖聽出來這位防夫頗好女色，心裡立刻有了一個主意。
他假意殷勤，請劉景高去自家安歇，然後直接敲開了對門的門。劉本敖的對門住著一個小媳婦趙氏，閨名叫八兒，平時生活不怎麼檢點，跟劉本敖有一腿。劉本敖給了趙氏五分銀子，要借她美色來羈留來人。
劉景高在劉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，次日起來，準備拿牌票去衙門提人。劉本敖卻說不急，拽著他去了趙氏家裡喝茶。收了銀子的趙氏稍一撩撥，劉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，當晚便奸宿在她家裡。牌票哪及白嫖好，辦事不如辦人忙，從此深陷溫柔鄉中，此間樂，不思蜀。
劉景高不光免費享受美色，還不停地問劉本敖他們要錢。於是陳佐出了一兩五錢，陶成出了一兩二錢，王廷用、劉本敖各自出了一錢，湊了二兩九錢，送給劉景高。劉景高給了趙氏五錢買吃食，自己留下了二兩四錢在身上，日子過得美美的。
這邊廂劉本敖用美色拖延，那邊廂王廷用偷出成都府的牌票，仔細研讀了一下，發現一件怪事：這個牌票上面，陶、陳、劉、王等人俱在其上，可是唯獨缺了王廷美的名字。
前面說了，王廷美是王廷用的親戚，之前借陶、陳之力進了戶房，也屬於這個小集團成員之一。不過最近幾年因為一些瑣事，王廷美跟他們的關系並不算和睦。
王廷用一直懷疑，杜山一個泥腿漢子怎麼知道去成都府上告，訴狀怎麼寫得如此犀利？一定是有精通刑名之人從中指點。如今看來，八成就是王廷美，不然怎麼牌票上沒他的名字？
好哇，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別怪我不顧親戚情面。
王廷用大怒之下，向陶、陳二人說明真相，那兩個人又連忙稟明主簿王仲傑。幾個人頭碰頭，想出一個壞主意。在這之前，正好有彭縣鄉民控訴衙門小吏私收紙罪銀五錢四分，王仲傑直接把這個罪過栽到王廷美頭上，不容申辯，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，投入牢獄裡。
這一招釜底抽薪，斷絕了杜山的法律咨詢之路。沒有王廷美支著，一個老百姓能折騰出什麼花樣？
一來二去，時間進入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十一月份。趙氏再漂亮，劉景高也睡得差不多了，無論如何要提人回成都了。十一月初一，劉本敖在街上溜達，琢磨著該用什麼辦法繼續拖延。他忽然一抬頭，看到自家一個親戚。
這個親戚叫鄢乾，跟劉本敖是表兄弟，家裡尚算殷實。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，家裡人出了十五兩銀子，給鄢乾捐了一個彭州司獄司的候缺吏，那一年他才十二歲。
地方吏員的選拔，一般有三種途徑。一是僉充，即選拔有文化的民間百姓，輪候任職，陶成、陳佐、王廷美就是這麼進來；二是通過罰充，即把犯了過錯的生員、舉人、監生等讀書人，罰為小吏；從景泰年之後，還多了一個選項，叫作告納，說白了，就是所謂捐錢買職。
到了嘉靖年間，告納變得非常泛濫，年齡、能力什麼都不考核，交錢就給。當時的價格是，州縣典吏二十兩，衛所典吏十五兩。所以鄢乾捐了十五兩銀子，遂以十二歲沖齡成了公務員。
鄢乾在彭縣候缺了幾年，轉任成都府，仍為司獄司候缺吏。到了嘉靖二十九年，鄢乾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少年。這一年的十一月，他剛剛輪完值，請假返回彭縣，打算問家裡要點零花錢。
劉本敖一看是他，大喜過望。這個表弟在成都司獄司，正好能用得上。於是劉本敖熱情地拽著鄢乾回到家裡，吃喝一通，然後提出了要求。
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裡的職權，把成都府催問的牌票再拖上一拖。當然，親兄弟，明算賬，陶、陳、王幾個人湊了三兩七錢銀子，給鄢乾作為酬勞。鄢乾卻礙不過親戚面子，自家又有錢拿，便欣然答應下來。
這事果然辦得及時。
十一月初三，杜山見久提人犯不到，再次上堂提告。成都府於初四發下第二張牌票，交給一個叫杜廷玉的差役，去彭縣拘人。也恰好在同一日，鄢乾匆匆趕回成都府銷假。
不過鄢乾是在司獄司，沒法直接幹預牌票。他走到四川佈政司衙門前的洗墨池街，撞見一個老同僚。這同僚叫黃德，在成都府戶房做吏，兩個人平日關系不錯。鄢乾想到，杜山的案子事涉錢糧，一定會落到戶房做審驗，便問黃德，能不能請他在戶房拖延一下。
黃德當時的表情應該很駭異。這個年輕人膽子太大了吧？事涉錢糧，多大幹系，他怎麼就敢在佈政司門口隨意談論？黃德有心推辭，說戶房裡沒看到這件案子的案卷，估計還留在一堂，沒有落房。
他是個老成持重的人，有心勸了鄢乾一句：“本府老爺法度甚嚴，你年小不知利害，快莫壞事。”
黃德這句話，絕非虛言恫嚇。因為此時擔任成都知府的官員，叫蔣宗魯。
蔣宗魯是貴州人，普安衛軍籍出身，是有史以來普安州第一個進士。此人能文能武，行事極端方。駐守成都時，蔣宗魯每逢初一、十五日，總要焚香起誓，誦讀禱詞：“貪婪害民，天必譴之；忠君愛民，天必佑之；有利即興，有弊即革，凡我僚屬，相以勉之。”
這個不是政治作秀。蔣宗魯在成都知府任上一直兢兢業業，做了很多實事。後來他轉任雲南，嚴嵩要當地運輸大理石入京做屏風，他深感民眾負擔太重，憤而上了一封《奏罷石屏疏》，冒死直諫。這事終於作罷，他也因為得罪了嚴嵩，被迫告老回家。
趕上這麼一位有風骨的上司，你還想舞弊挑事，瘋了吧？
說完這話，黃德便離開成都出差去了。鄢乾對蔣老爺心存忌憚，有心把三兩七錢賄款退還劉本敖，可他有本職責工作，不敢擅自回彭縣，便把銀子留在辦公室內，尋思著下次回家捎回。
這邊黃德辦完差回來，心裡可犯了難。按道理，他既然知道了這個行為，應該立刻舉報。可這樣做，等於跟鄢乾結了仇。可不舉報，萬一鄢乾真是失心瘋，收了錢去拖延了牌票，事發一審，他也會落得一個知情不報。黃德心下猶豫，便去堂前查了一下，看這案子到底辦得如何了。
一查才知道，還好，鄢乾沒辦成這事，黃德也就放下心來。
這時成都府發出了第二張牌票，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縣提人。彭縣這邊一看催票要到，陶、陳、劉幾個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他們久知蔣宗魯的威名，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，事情怕是要壞。他們商量不出結果，決定去找主簿王仲傑拿主意。
誰知這些人走在街上，無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陳氏看到了。
陳氏對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，一看牌票裡要提的這些人居然還敢在街上閑逛，上前一把抓住劉本敖去王仲傑那裡見官。王仲傑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，把陳氏打了一頓，攆出公堂。杜山聽說以後，心裡更是惱怒，等著第二張牌票到彭縣，有你們好看。
說話間，杜廷玉抵達了彭縣。代理縣事的主簿王仲傑痛快地接了牌票，派出一個叫劉興二的快手，趕往杜山家裡。劉興二先吆喝杜山請他吃了一頓酒肉，然後將其當場鎖拿，送進了縣獄裡頭。
等會兒，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、陳、劉、王四個人嗎？抓杜山幹嗎？
因為杜山是整個案子的源頭，必須先把他控制住，然後才好幕後操作。王仲傑老於宦海，深知關鍵所在。他明面上催促劉興二繼續去拘拿另外四個人，做做樣子，暗地裡卻安排這四個人盡快脫罪。
怎麼脫罪？
陶成、陳佐二人當晚找了本縣的三個平頭百姓，分別叫高汝沖、趙偉和段自成。陶、陳在趙偉家擺下一桌酒席，請三位吃飽喝足，然後說出了脫罪的計劃。
首先陶、陳二人會設法說服杜山承認是誣告。既然是誣告，這個案子自然也就撤銷了。
可是撤銷之後，杜山所積欠的解糧和罪谷，還得如數交清。杜山顯然出不起這個錢，接下來高、趙、段三人會站出來，說我們平日跟杜山關系良好，情願替他繳納解糧和罪谷，替他免罪。
這筆糧食，亦不用他們三人真出。陶成、陳佐各出十四石二鬥五升，劉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五石，湊出三十八石五鬥，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積欠的二石五鬥解糧和三十六石罪谷。
換句話說，這幾個人打算花錢免災，自己掏腰包把缺額補上，換杜山閉嘴。
這個方案代價不菲，可為了避免觸怒蔣宗魯這尊大神，他們也只得忍痛出血了。
杜山被關在彭縣監牢裡，吃了不少苦頭。他聽到陶成、陳佐提出的方案之後，雖然心中不爽，可這已是能爭取到的最好的結果，只好點頭同意。幾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後，陶、陳先去稟明主簿王仲傑，說杜山自承誣告，自願銷案。然後段自成出面，把杜山從監獄裡保出來，表示願意交糧贖罪。
這一套手續做得滴水不漏。王仲傑和劉興二解釋了幾句，說案子是一場誤會，縣裡已經解決，讓他不必提人。一場危機就此弭平。
可讓彭縣小集團沒想到的是，這邊剛安排妥當，那邊又出事了。
事情出在劉景高身上。
他貪戀趙氏八兒，一直滯留彭縣不歸，這引起了成都府的關註。當初發下牌票的直堂吏楊漢采一查記錄，發現十月二十三日發出的牌票，到十一月中還未繳還，持票人劉景高也一直沒回來。楊漢采當即又發出一張牌票，派出成都府直屬的快手王童生，去拘劉景高的歇家張萬益。
歇家在明代是個特別的職業，營業范圍很寬泛，舉凡生意買賣、說媒拉纖、薦工借貸、訴訟寫狀之類的都能做，可以說是一個代辦各類業務的公司。尤其在官府事務上，歇家很重要。比如老百姓告狀時，得有歇家作保，官府才收你的呈狀；比如官府收押犯人，怕監獄條件太差囚犯死掉，就由歇家作保領回去關著；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審人犯，歇家可以包當防夫或解戶，為其押送犯人作保。
劉景高和張萬益的關系，就是最後一種。張萬益是解戶歇家，是他推薦的劉景高擔任防夫，負責官府的各種解送任務，張萬益則為劉作保。現在劉景高遲遲不歸，官府自然要找張萬益的麻煩。
可惜張萬益外出未歸，於是成都府派了一個叫劉永敖的水夫，把他母親章氏鎖拿關入府倉。章氏在裡頭戰戰兢兢地待了好幾天，直到蔣知府清理倉犯才放出來。張萬益回來以後，看到母親如此遭遇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只好承諾要親自去彭縣找那個渾蛋。
經過這麼一鬧，成都府想起來了，怎麼彭縣要提的犯人還沒到？本府第一次發牌票沒到，是因為劉景高失蹤，情有可原；可本府明明派劉興二送去了第二道牌票，怎麼還是寂靜無聲？
結果，成都府又發出了第三道牌票，由一個叫齊表的快手持票，會同張萬益一起，迅速前往彭縣查看劉景高的下落，兼提人犯。
這一次牌票，誰也躲不過去了。
張萬益把劉景高從趙氏閨房裡拎出來，氣哼哼地往成都拽。齊表還要把涉案四人帶走，可王仲傑出面解釋，說案子已經銷了，要不我派他們去成都府解釋一下吧。
於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陶成和陳佐分別派了堂侄陶田、父親陳春，會同張萬益、齊表、劉景高先去成都。陶、陳、劉、王四人承諾晚一日即至。
這一行人抵達大安門內，陳春、陶田主動花了六分銀子，在一戶叫王臺的酒家裡買了一壇酒，請劉景高、齊表、張萬益喝。喝完以後，這一行人來到鐵五顯廟街，尋了一處旅店投宿。到了二十七日，劉、齊、張三人來到承流坊下，等著陶成他們到來。
這時劉永敖，就是拘捕張萬益母親的那個水夫，跑過來，責問劉景高為何這麼晚才回來，從成都到彭縣也就一天路程，你拖延了整整一個月。劉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釋，說那些人犯俱各有事，我得等人湊齊了，才好回來繳牌。
劉永敖說我為了你這事，幾次被上司責問，你得賠我點人情。劉景高本不想給，可是他的歇家張萬益堅持讓他給，他只好從陳佐賄賂自己的銀兩裡分出四分，給了劉永敖。張萬益表示為了你的事我媽也去牢裡待了幾天，你看著辦。劉景高只好又吐出兩錢五分，算是給章氏壓驚。
劉景高打點完這些人，繼續站在承流坊下等。可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，陶、陳、劉、王都不見蹤影。他起了急，只好再返回彭縣，繼續催提。那四位卻一點不急，反正杜山那邊也打點好了，糧食都補繳了，再拖幾日，一俟糧食入了府庫，賬簿一平，這事便能抹個幹凈。
擺平了劉景高，這幾個人松了一口氣，覺得有驚無險，這趟麻煩算遮過去了。可陶、陳二人萬萬沒想到，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手下那兩個閑漢卻壞了事。
前面說了，他們四個人合資替杜山還了那筆糧食，其中劉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了五石。這倆貨平時只吃不吐，這次被迫割肉，簡直心疼到不行，覺得必須從別處找補回來。於是他們倆又跑去恐嚇王廷美，說他犯了侵收紙銀的重罪，訛了三錢五分銀子、價值六錢的十二斤茶葉、價值三錢七分的八鬥黃豆。
要說王廷美也挺無辜的，好好在戶房幹著，只因為被人懷疑是杜山的幕後推手，便被打入監牢，吃了幾天牢飯，還被劉本敖、王廷用幾個宵小反復敲詐，出血甚多。
泥人也有土性。王廷美憤憤想到，你們不是懷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狀嗎？行，爺這次就親自去告一回！他徑直跑來成都府，把陶、陳二人強迫杜山承認誣告，又找了三個人替他補糧的勾當，一股腦全說了出來。
這次接狀的，仍是直堂吏楊漢采。他一看，咦，這案子有點眼熟，好像是之前那樁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後續。楊漢采覺得這事自己沒法自專，上報給了知府蔣宗魯。蔣知府一看，好嘛，錢糧這麼大的事，你們都敢肆意篡改挪移，還有什麼事幹不出來？簡直視《大明律》如無物！
蔣知府異常震怒，親自做了批示。仍由楊漢采寫了一張牌票，派人再去彭縣提人。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經差吏，而且要即提即走，不得耽擱。
這麼大動靜，成都府內部先傳了遍。鄢乾很快聽說蔣知府震怒，非常驚慌。倘若劉本敖把行賄之事說出來，自己必然不保。他猛然想起，劉本敖給自己的賄銀三兩七錢還扔在辦公室，趕緊跑回去拿。
拿到了銀子之後，鄢乾不知該怎麼處理。他思前想後，居然想出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計策。他趁著晚上公廨無人，偷偷把這封銀子扔到戶房黃德的桌子上，要行栽贓嫁禍之事。
黃德原本出於好意，沒去舉報，卻沒想到農夫碰到了蛇，反而要被鄢乾陷害。好在黃家有一個親戚黃春童恰在附近，看到有人影扔下銀子在老爺桌上就走，心中生疑，緊追過去連問是誰。鄢乾不敢回答，只得悶頭跑，跑到庫樓下面時，一不小心，自己頭上的吏巾掉落在地。
吏巾不是頭巾，是吏員專用的軟帽，平頂露額，正中一道折，背面一對烏紗帽翅。這種帽子的主體是庶民樣式，但又多了一對官員用的帽翅，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間的地位。
黃春童當即把這吏巾撿起來，連同那一封銀子送到戶房收好，然後把黃德叫過來。黃德一看，便知道是怎麼回事。他對鄢乾再無什麼愧疚之心，把這兩樣東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蔣宗魯手裡。
蔣知府聞言，立刻派人將鄢乾收押審問。這個鄢乾別看只有十六歲，心思卻頗歹毒，自己都已經陷進來了，還要胡亂攀咬，說陳佐的父親陳春送了楊漢采白銀七錢五分雲雲，結果這謊話當場被揭穿。
蔣知府把鄢乾收在監獄裡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縣，叮囑務必拿涉案人員到府。
兩道知府親發牌票相繼抵達，在彭縣的影響力堪比炸彈。這一次再無僥幸，陶成、陳佐、劉本敖、王廷用以及陶田、陳春等人，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。
成都府調來杜山、王廷美的訴狀，一一審問，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審了個清楚。陶、陳、劉、王四人要挾杜山自承誣告之事；劉、王二人誣告訛詐王廷美之事；劉本敖賄賂鄢乾之事；劉本敖等賄賂劉景高阻撓公務之事；陶、陳將四個解戶捏成一戶欺騙胡知縣之事；陶、陳二人敲詐六十二個解戶之事；甚至連劉本敖、王廷用兩人買閑，王廷美越次爭參等舊事也被翻了出來。
蔣知府沒想到，區區一件解糧案，牽扯出這麼多隱情。若無上官庇護，這些人豈能在彭縣如此囂張？他立刻發下一道措辭嚴厲的文書，責令彭縣主簿王仲傑來府上問話。
其實蔣宗魯並沒打算把案子辦到主簿這一級，彭縣知縣、縣丞一直空缺，主簿再落馬，縣裡群龍無首了。所以他在文書裡還特意說了一句“如查無幹，即放供職”。
可王仲傑的心理素質實在太差了。陶、陳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後，他惶惶不可終日。蔣宗魯的文書一送到，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裡二更時分，堂堂的彭縣主簿王仲傑居然繞過成都府派來的耳目，翻過衙門後墻跑了。
這可真是多少年都沒出過的奇聞。
成都府沒奈何，只好先把其他相關人等拘押起來，解送府上。
又是一輪審下來，把陶、陳等人多年來敲詐勒索的一樁樁事情全抖摟出來，王仲傑庇護縱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繼揭發。這個彭縣小利益集團的積年齷齪，終於被完全掀開。
等到了這樁案子審結之時，一共有十八個人被判刑。除了陶、陳、劉、王四名主犯之外，還有那四個未完解糧的解戶，那三個自願替杜山贖買的百姓，彭縣主簿手下的幾個小吏，成都府先後派去彭縣提人的幾個防夫、快手、水夫，包括陪劉景高睡覺的趙氏八兒、受賄栽贓的鄢乾、被劉景高連累的歇家張萬益，連苦主杜山與王廷美，都被關起來了——他們倆一個解糧未完，一個當初賄賂主犯越次進入戶房，這些罪行不會因為他們是受害者而免除。
所有涉案人犯裡，最無辜的要數那位戶房老吏黃德。他雖然舉報有功，可在審理中發現，他當初聽見鄢乾徇私的要求，沒有及時報官，也要判罪。
這件案子雖然涉事甚繁，但內情不算復雜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佈了判決結果：陶成、陳佐兩人，杖一百，徒三年，而且要先在衙門前站枷號一個月，以儆效尤；劉本敖罪減一等，杖八十，徒兩年；王廷用再減一等，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不過劉、王二人最終免去了杖刑，代價是發配到附近的衛所，終身充軍。
趙氏八兒、杜山、劉景高、張萬益等十幾個人，分別判處杖八十，但允許用錢糧折免。只有王廷美和黃德，他們雖然犯律，但情節輕微，態度又好，蔣知府法外開恩，將他們無罪開釋了。
至於鄢乾，他先被判杖八十，然後被褫奪了候缺吏的身份，革役為民，這輩子也別想做官吏了。
這個判決，應該說是很公允的。畢竟案子裡沒鬧出人命，涉案金額也不大。人犯們忙來忙去，都是幾分幾錢地摳著銀子，最大的一筆贓款，也不過陶、陳向那六十二個解戶索要的四兩九錢六分……
有意思的是，在這份檔案後，還附了一份“照出”。
“照出”裡開列的，是犯人需要承擔的訴訟費用——術語叫紙銀——以及各種贓銀的最終去向，每一個人都不一樣。比如鄢乾、黃德等人，得掏紙銀二錢，其他彭縣犯人要掏紙銀一錢。“照出”裡還特意寫明，劉本敖賄賂鄢乾的那三兩七錢銀子，由黃德上繳，充入府庫。
一幹費用，算得清清楚楚。
唯一在逃的犯人，只有一個前彭縣主簿王仲傑。這位腿腳挺靈便，比香港記者跑得還快，出逃之後，成都府一直沒逮住他。蔣知府沒辦法，給王仲傑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，提請當地有關部門註意，一發現他的蹤跡，立刻拘拿。至於後來到底王仲傑有無歸案，這個就實在不知道了。
縱觀這一樁彭縣窩案，案情一點也不曲折離奇，也沒什麼詭譎兇殘的情節，動靜只限成都一府一縣。但它相當具有代表性，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們的日常生態。
從戶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，從公堂上的皂隸到奔走鄉間的快手，只要有那麼一點點權力在手，他們便會挖空心思，在每一個細處尋租，從每一件政務裡訛詐。更可怕的是，這幾乎已成為一種不假思索的習慣。陳佐得知胡知縣查侵欺案時，第一反應不是惶恐，而是借機敲詐杜山；劉景高奸宿之餘，還不忘問劉本敖討要零花錢；劉本敖、王廷用補交了賠款之後，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來找補；就連負責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劉永敖，見到劉景高回成都之後的第一個反應，就是問他討要辛苦費。
整個案子裡，充滿了小人物揮舞著小權力的身影。
胥吏之害、之貪，在這麼一件普通案子裡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這是一種細致無聲而又無處躲藏的恐怖，驅之不盡，揮之不去。你的生活，隨時可能處於威脅之中；你辛苦積攢的錢糧，隨時可能被啃噬。這個案子，被蔣知府雷霆萬鈞地打滅了，可陶成、陳佐這樣的胥吏，在全國每個地方都有。他們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縣的底層，肆無忌憚地剝害生民。不是每一個人，都有杜山那麼好的運氣。
所謂青之末，即指於此。
按照慣例，最後還是要說說史料來源。
這個案子，是我在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》裡翻出來的，編號九十一號。這套資料特別有趣，它以《明嘉靖年錢糧冊》和《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檔冊》為基礎合編而成，裡面是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至三十年在四川佈政司各地辦理的案子，一共九十八件。按照規矩，地方辦完的每一件案子，都要提交佈政司留底，因此得以保存下來。
圖六·1 《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檔冊》書影（藏於國家圖書館）
檔案裡收錄的，全是當時官府判決的司法文書原件。四川的司法官吏們的態度很嚴謹，每一份案卷記錄都非常詳盡，細節充實，很多案情經過跟寫小說似的。本文裡提及的細節，不是筆者腦補，而是皆來自這些記錄。比如鄢乾在佈政司衙門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黃德，有地點，有對話，有心理活動，看似小說，其實是出自當時的供狀。
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，案情也不曲折，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、平民的日常生活、經濟物價、風土人情，甚至還能看到很多當時社會上的潛規則。不記得19世紀哪位法國小說家說過，想要了解一個社會的形態，去法院裡坐幾天就夠了，那裡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態的地方。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》也有相同的功效。
感謝那些保留下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》並做了點校的學者，大明底層社會的鮮活，就藏在這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