顯微鏡下的大明第三章 稀泥與暴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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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州府的這個亂象越鬧越大，戶部終於看不下去，迅速下發了一道公文。
在這份公文開頭，戶部自己承認：“本部若徑依歙縣之奏，則五縣不從；若徑依五縣之奏，則歙縣不從，告訐日增，終非事體。”
你們天天這麼罵，也不是個辦法。既然黃冊已經沒有了，那麼怎麼解決呢？戶部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：
由戶部和應天巡、按提供一個徽州府的部額和府額（即每年解送戶部和解送應天的稅額），然後請徽州府統計六縣丁糧，加上存留本折麥米、官府辦公費以及各項額外錢糧，總算總除，平均一下。如果把那8780匹生絹算進去，而數字均平的話，說明絲絹稅是歙縣分內的；如果數字不均平，說明絲絹是額外多出來的，就不該歙縣獨負。
戶部給的這個算法，似乎有些無理。六縣人口、田地均不相同，不同等級的田地、賦稅額度和內容也不相同，這麼大筆一畫，均平折算，未免太簡單粗暴了。
戶部有的是精算高手，怎麼會提出這麼一個糊塗點子？
奧妙就在“均平”二字，這已經是這個詞第二次進入我們的視野了。
上一次還是在隆慶年，帥嘉謨用這個詞，成功地響應了國家號召，引起了海瑞的註意。而這一次，戶部用了這個詞，自然也有用意——因為當朝首輔張居正大人正在醞釀把一條鞭法推廣至全國。
雖然張居正真正開始著手清丈田畝要等到萬歷六年（1578年），正式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，是在萬歷九年（1581年）。但在萬歷四年這會兒，各種前期準備工作已經逐步開展。南京戶部作為稅法執行部門，對政治風向自然最為敏感，他們必須緊跟中央新形勢。
在戶部看來，徽州為什麼會起糾紛？是因為稅種太雜太亂，什麼“人丁絲絹”、什麼“夏稅生絲”、什麼“虧欠夏麥”，這麼多科目夾纏不清。一會兒交生絲，一會兒交夏麥，亂七八糟，折算復雜，正是舊稅制的弊端，不出問題才怪。
如果能重新統計出徽州府的丁糧田畝之數，再把所有稅賦合並，兩下一除，均攤下去，再折成銀子，這事就算徹底解決了。
這個思路，恰好就是一條鞭法的核心內容之一：把所有的正稅、雜稅都合並起來，歸於田地，計畝統一征收銀兩。
也就是說，南京戶部認為，徽州的問題，是舊稅法的錯，只要改成新稅法，問題自然消弭。因此，現在應該擱置歷史爭議，推行均平賦役之法。
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一件往事：徽州絲絹案在隆慶五年本已歸於沉寂，到了萬歷三年年初，南京戶部突然“奉聖旨”舊事重提，這才讓徽州府心急火燎，重啟調查。
會不會從一開始，這就是戶部——或者更大膽地猜測一下，首輔大人——為了推行新政所謀劃的一步棋呢？
只有利用絲絹案引發一場大辯論，才能凸顯出舊稅法的弊端。屆時民意洶洶，都要求改革，朝廷從善如流，即時推行一條鞭法，豈不是順水推舟？
戶部的這個方案發到徽州，徽州知府都快哭了。本來六縣都快打出腦漿了，你們戶部非但不解決，還添亂。可這是上頭的指示，怠慢不得，徽州府只好硬著頭皮開始了艱苦的核算。
不過仔細想想，黃冊已佚，賦稅來源已成無頭官司，兩邊各執一詞，根本無法解決。這麼快刀斬亂麻，把歷史遺留問題全數切割，不失為一個好辦法。
徽州府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，總算趕在十月結束前，把整個六縣的數字捋了一遍。與此同時，應天巡、按兩院的稅吏，也完成了部額與府額的梳理。兩邊數字加在一起總算通除，很快就拿出了一個結果。
在這個算法之下，歙縣各項錢糧，已經超出了各縣平均之數。也就是說，“人丁絲絹”確實是額外的負擔。
結論的語氣很曖昧，態度卻很清楚：“人丁絲絹”這筆賦稅當初到底怎麼來的，不必深究，但現在均平之下，再讓歙縣獨輸，顯然就不合適了，以後得六縣一起承擔才是。
消息傳到徽州，五縣嘩然，群情激憤。這些人一想，戶部尚書殷正茂正是歙縣人，不用問，他肯定徇私枉法，偏幫本鄉。
一時之間，整個徽州府除歙縣外，對堂堂尚書大人罵聲不絕。有說殷正茂“知虧無解，藉手戶科條陳事例，遂借以逞私臆”，有的痛斥均平之法“不論源流、不論肥瘠、一概通融混派，借均平之名，為變亂之計”，還有的連整個戶部都罵上了，“以戶部私計而市私恩，以尚書大臣而變亂成法”。什麼難聽的話都有，不知殷正茂在南京，打了多少個噴嚏。
民間罵聲滔滔，官面上卻得繼續解決問題。
根據那份均平報告，歙縣負擔了額外稅賦，必須予以減輕。但具體如何操作，還得由地方上具體商量。
不過這事，可不能讓六縣自己定，那非打出人命來不可。
巡按宋儀望對上頭的精神心領神會，把這事委托給了當初調查黃冊的三位監督官員：太平府推官劉垓、寧國府推官史元熙、徽州府推官舒邦儒。
萬歷四年十一月初八，三位官員齊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，在巡撫都院的主持下，很快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。
“人丁絲絹”繼續由歙縣獨交，8780匹絲絹折合白銀6145兩，不予撤銷。但歙縣在四司銀、磚料銀、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，減去5260兩，分攤給其他五縣來交。
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，所謂均平銀，指的是嘉靖年間出現在江南的一種役法改革的產物。
大明百姓除了要繳納田賦之外，還要負擔徭役，無償為各級政府提供勞力服務。徭役的種類繁多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均平銀，就是讓官府計算每年需要的徭役總數，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銀兩，分攤到每畝地裡去，讓老百姓按畝繳均平銀。需要力役時，官府就從這筆銀子裡撥款雇用人手。
換句話說，老百姓不必親自去服徭役，交錢就行了，不耽誤自家農時。政府也很高興，雇人幹活，總比一家一戶拽壯丁來得方便，工作效率更高。而且攤役入畝，也大量減少了政府工作量。一舉三得。
這個做法經過數年試行，頗受歡迎，因此各府紛紛這麼搞。徽州府也每年編列均平銀，各縣分攤統收，再分配到各個用途名目下。四司銀是衙門日常雜役費用，磚料銀是公共設施修葺費用，等等。
這個太平府方案，即是將田賦稅額轉嫁到役銀上去。這就能體現出一條鞭法的好處了，賦、役皆能折算成銀子，互相合並轉移非常方便。
唯一的問題是，它換湯不換藥，怎麼騰挪，五縣都是吃虧。因為他們本來一分錢都不用出，現在卻要替歙縣補5000多兩銀子到均平銀裡去。
這個方案報到兵備副使馮叔吉那裡，被駁回了。
沖抵均平銀這個方式沒問題，但吃相實在太難看了。一共6145兩的絲絹賦稅，轉嫁了5260兩到五縣頭上，等於歙縣只負擔14%，其他縣86%，這很明顯是拿總稅去除縣數，平均而得。
問題是，歙縣的經濟體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，不可能這麼簡單地平均了事。你們偏幫歙縣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做得這麼明顯啊。
馮叔吉大筆一揮，推出了一個折中方案：把5260兩改成了3300兩。這樣一來，總計6145兩銀子的絲絹稅，歙縣和其他五縣分別負擔46%和54%，大致符合各自的經濟比重。（具體的計算方式很復雜，因為均平之後諸縣或多銀或少銀，彼此沖抵折算，這裡不贅述。）
這個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：它把黃冊與《大明會典》拋在一邊，也不去計較絲絹稅的來歷——歷史問題，宜粗不宜細。總之現在大家各退一步，各自吃了小虧，這事就算完了，別鬧了。
這時候，已然到了萬歷四年的年根。過年期間，諸事停滯。等過完萬歷五年（1577年）的正月，地方才把這個方案上報給戶部，請尚書殷正茂酌定。對於馮叔吉的這個方案，殷正茂十分贊同，連批了三句話：“其名尤正，其言尤順，其事尤易。”滿意之情，溢於言表。他把這個方案上報到北京，於四月五日上奏天子，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準，下發聖旨。
其時萬歷帝還未親政，這基本可以視為是首輔的意見。
聖旨下發戶部，戶部再往下發，一級一級傳到徽州府，時間正是六月初七。考慮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離，再加上內閣以及各級官府的處理批閱，這份文書的流轉算是極其罕見地高效。
對這份聖旨，六縣的反應截然不同。
歙縣人民欣喜若狂。他們本來的主張，正是要求絲絹稅由六縣均攤，這個分配方案可謂正中下懷。
從此以後，他們頭上的賦稅，少掉了3000多兩銀子。從隆慶三年到萬歷五年，八年抗戰，終於大獲全勝。
其他五縣，則望著聖旨呆若木雞，不敢相信這是真的。我們的抗辯白說了？黃冊白查了？道理白講了？歙縣每一條主張，都被我們駁得體無完膚，結果戶部一句“均平”，就全給抹掉了？
五縣明明已經提出了極為有力的證據，可因歙縣這麼一鬧，最後還是讓它得了偌大的好處。
對於這個太平府分配方案，五縣嗤之以鼻。保留一個“人丁絲絹”的虛名空殼，換成“均平銀”的名目就想糊弄我們？最後還不是要六縣均攤負擔！婺源有一位知名鄉宦如此譏諷道：“這是朝三暮四之術，拿咱們當猴子耍呢。”
一時之間，五縣群議洶洶，無不義憤填膺，跟開了鍋似的。可是，這不是府議，不是部議，而是聖旨，代表了最高的意志。眾人縱有不滿，也不敢公開指摘皇上。如果徽州府趁機好生安撫，說不定他們會咽下這個啞巴虧，接受既成事實。
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，徹底引爆了整個局勢。
就在馮叔吉把方案上報的同時，帥嘉謨也悄悄地第二次趕赴南京。他懷揣著歙縣鄉宦提供的一筆資金，進京運作。聖旨發下來以後，帥嘉謨勝利完成任務，高高興興返回徽州。
多年努力終於得到實現，他實在太高興了，覺得該犒賞一下自己，就用這筆贊助費從有關部門給自己弄了一副冠帶。
朝廷對於鄉裡年高德劭的耆宿，有時候會授予冠帶，叫作冠帶榮身。偶爾也會授予見義勇為好青年，叫作冠帶義士。這是一種榮譽性的裝飾，和現如今胸口掛個大紅花差不多。
帥嘉謨覺得自己為民請命八年，差點連命都丟了，弄個冠帶戴戴，不算過分。
歙縣的老百姓，也是這麼想的。等帥嘉謨回到歙縣時，全縣的百姓都擁出來，熱烈迎接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稅的大英雄。他們搞了一個盛大無比的歡迎儀式，個個手執紅花歡呼，旁邊還有樂班吹奏。帥嘉謨進城以後，在百姓的簇擁之下遊街慶祝，所到之處，呼聲群起，儼然英雄榮歸。
這邊廂歙縣鑼鼓喧天，那邊廂五縣民眾可都要氣炸了。縣城裡傳出的每一聲歡呼，都化為一記耳光，重重扇在他們的臉上。抗爭八年，被歙縣佬把這個便宜占走了不說，居然還賣乖！尤其是看到帥嘉謨這個奸佞小人此時在街頭耀武揚威，再想到以後繁重的稅負又要沉重幾分，五縣民眾內心的火山再也無法壓制，徹底噴發。
你們歙縣不是靠鬧事鬧出一個減稅嗎？好，我們也鬧！
六月十一日，聖旨轉送到婺源縣。其時吳琯已經去職，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臨時代理政務。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進賀表，還沒來得及走，衙門就被數千憤怒的婺源民眾給堵住了。他們手執木棍、火把，在衙門前守了一天一夜，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應，停止這種不公正的加稅方案，不答應就不準走。
面對快要爆炸的民眾，徐廷竹不得不口頭允諾，然後惶惶離去。隨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縣。
舒邦儒算是這個太平府方案的發起人之一，他接到任命後，知道這事極為棘手。可是任命在手，他只得匆匆上路。舒邦儒一邊趕路，一邊琢磨著該怎麼安撫婺源民眾。沒想到，他剛過休寧縣，還沒到婺源呢，就被當地憤怒群眾給攔住了。
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，把官道生生遮斷。站在人群最前頭的，是當地鬧騰最兇的幾個人，身後還有一排排有身份的鄉紳。他們攔住舒邦儒的隊伍，向他遞了一篇抗議申文，請他轉交徽州府。
【註釋】
裡排：據《明史·食貨志》記載，明代編輯賦役黃冊，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，推選家中丁糧多的十戶人家為裡長；餘下百戶編為十甲，每甲十人，一人為甲首。每年由裡長一人、甲首一人，負責催征賦稅。如此排序，十年為一個周期，是為排年。故某一年輪值的裡長，被稱為裡排。
耆民：耆，年老，指稱六十歲以上之人，故耆民為年高有德之人。
說是申文，其實應該算是戰鬥檄文。上來就痛罵戶部尚書殷正茂是“權奸變制殃民，勢壓無容控訴”，罵完了殷正茂，又罵歙縣“歙逆恃戶部而變戶法，以歙人而行歙私”——聽見沒有，都已經用上“歙逆”這種詞，幾乎按敵國來對待了。
往後的話，更是難聽：“欲赴闕上書，以聲歙人變亂成法之罪，欲興兵決戰，以誅歙邑倡謀首釁之人。”聽見沒有，都要興兵決戰了。
罵完以後，更發出威脅：“一旦更派，縣民情忿怒，鼓噪不服，若不及時處分，誠恐釀成大變。”
舒邦儒接了這份申文，臉都嚇白了。休寧人沒客氣，把他的隨行書吏和仆役拽出來痛打了一頓。幸而舒邦儒有官身，還不至於有人敢動他。但看這個陣仗，他也只能做小伏低，接下申文答應幫忙轉交。
六月二十九日，舒邦儒好不容易穿過休寧，來到婺源，以為能松口氣，結果往前一望，眼前一黑——又是數千人聚在一處，遮道鼓噪。
又來了！
這回是婺源民眾，在當地鄉紳的帶領下聚了五千人，他們就這麼圍在長官身邊。遠遠地，有一個叫程天球的鄉民，居然還在縣城外豎起一桿大旗，上面長長一條橫幅：“歙宦某倚居戶部，擅改祖制，變亂版籍，橫灑絲絹，貽毒五邑。”那氣勢，就差填上“替天行道”四個字了。
在這一片詭異的氣氛中，舒邦儒戰戰兢兢地進了婺源縣城。他沒想到的是，等在前頭的，是一番更詭異的局面——婺源縣，居然自治了。
前面說了，婺源的知縣吳琯已去職，代理縣政的徐廷竹又忙著準備進京之事，整個婺源縣在六月份出現了短暫的十幾天權力真空期。
偏偏此時又趕上絲絹稅鬧得民意沸騰，當地豪強爭執不休，群龍無首。於是，婺源縣裡的一個有心人趁勢而起。
這個人叫程任卿，是當地的一個生員，原本負責司理署印。他在整個絲絹案中的地位，僅次於帥嘉謨，不過他的重要性，要到整個事件結束之後才體現出來。
程任卿是個有豪俠氣質的人，他敏銳地註意到婺源縣的權力真空，如果利用當前局勢做點驚人之事，可以在鄉梓刷出極高的聲望值，對未來大有好處。
於是他四處串聯，拉攏當地大族和有影響力的鄉紳鄉宦，同時對普通老百姓宣講煽動，聲言若朝廷不肯把絲絹稅改回去，就要鬧事。程天球那桿大旗，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，走到哪裡都扛著。
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風凜凜，又有人要為民請命，情緒無不高漲，助威的助威，捐款的捐款。一時之間，程任卿聲望大漲，風頭無二。
當程任卿覺得已經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後，作為整個運動的最高潮，他率人突然占領了婺源縣衙隔壁的紫陽書院，成立了議事局，儼然要另立中央，成立自治政府。
【註釋】
議事局：程任卿等人在婺源縣成立之議事局，乃是民眾自立的草臺班子，被官方判定為非法組織，也是程任卿的重要罪狀之一，官方認為他聚眾百餘人，自任長官，捉打公差，支用糧米，甚至要向全縣征收稅糧入自己的口袋，實在罪大惡極。實際上，現代意義上的議事局進入中國，同樣是在萬歷年間，為寄居澳門的葡萄牙人所建立，又稱作市議會、市政廳，負責管理租界內葡萄牙人在行政、經濟、軍事及宗教方面的各種內部事務，是其維持地方治安的最高權力機構。
紫陽書院，一聽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關。朱熹朱老夫子，恰好是徽州婺源人，所以這個紫陽書院，正宗到沒法更正宗了。程任卿占領這裡，顯然是早就謀劃好的。
這個所謂的議事局的創建目的——或者說對外宣稱的目的——是組織、協調諸縣的民眾抗議絲絹稅。程任卿自封管局，甫一上任，就準備了大量標語，上書“英雄立功之秋，志士效義之日”之類的話，貼得十裡八鄉到處都是。
他甚至還亢奮地放言：“但有裡排一名不出，我等趕上其門，有一縣不來，我等趕入其縣，遍傳鄉鎮。”這是要把熊熊烈火燒到其他四縣去。
至於那桿大旗，就戳在書院中間，威風凜凜。它已經成了程任卿和諸縣的標志性約定，並有一個名稱：激變旗。
那會兒徐廷竹還沒走，他覺得你們隨便折騰，但這大旗實在是太礙眼了。激變旗？啥叫激變，就是鬧事啊，你們是唯恐別人不把你們當反賊？
迫於官府壓力，程任卿讓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，但議事局的工作絲毫不受影響，繼續如火如荼地開展。他先後策動了幾件大事。
一是千人圍攻縣衙，逼迫徐廷竹代傳冤情；二是動員休寧縣半路攔截舒邦儒，代遞申文；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眾向舒邦儒示威。
在先後數次大舉動上，議事局展現出了很強的協調能力，短時間內造起了極大的聲勢。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，趕緊發動他們征集捐款，每一石糧米征銀六分，用以維持運營。老百姓看到好幾個當官的都被迫妥協了，覺得這個議事局確實能幹大事，紛紛慷慨解囊。大筆大筆的錢財，就這麼流進紫陽書院。
這個議事局乃是草臺班子，既無賬簿，也無監管，收多少錢，花多少錢，全由程任卿一言而決。如果他想要從中漁利的話，實在是再容易不過了。
財帛動人心，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幹凈的，也沒法保證別人不眼紅。議事局裡有另外一個生員，叫程文烈，他看到這大筆款項，貪念頓生，暗中策劃把管局這個位置奪過來。
這個計劃的實施，就定在了舒邦儒進婺源縣城的次日，萬歷五年七月一日。
書接上回。話說舒邦儒戰戰兢兢地進了幾乎進入自治狀態的婺源縣城，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畫卯。程任卿作為議事管局，也來到縣衙，和一群裡排、耆老等著接見。此前在休寧和婺源城外，議事局讓這位大老爺吃了兩次虧，下馬威也給夠了，現在面談，可以爭取到足夠的利益了。
幾個人正在談話，正好來了一個歙縣送信的快手，名叫王學。婺源人一聽是歙縣來的，登時臉色就不太好看。
“快手”不是現在那個“快手”，而是指衙署裡負責傳喚官司、傳遞文書的差人，和負責緝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，就是我們所熟知的“捕快”。
偏偏這個後生態度還很囂張，說你們不要妄想絲絹稅恢復舊制了，我們歙縣花了700兩紋銀，搞定了府裡的戶房程德煥，就連你們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。他拍著胸脯說可以說服五縣認繳絲絹稅。
憤怒群眾一聽，大怒，這還了得，立刻叫囂著把婺奸程德煥、程任卿拽出來。程文烈趁機和其他幾個人鼓噪吶喊，帶領群眾沖入縣衙。
可憐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勛，後一刻就被打成了出賣婺源的反動分子。他大聲抗辯，可是根本沒人聽，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，幾乎打得吐了血。程文烈興奮地站在高凳之上，指著程任卿說給我狠狠打！這夥人打到興頭上，還拿出刀來，把他從縣衙脅迫到紫陽書院，繼續施暴。
特別要指出，這一段詳盡描寫不是筆者憑空想象，真的是史料裡明文記載的。
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個兩敗俱傷，反而讓另外一個叫何似的讀書人漁翁得利，坐上了管局的位子。何似登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去挪用公款，結果一查箱底，還剩六兩白銀，又惹起一陣內訌。
舒邦儒一看這架勢，鬧得實在不像話，正要寫信回府裡求援。婺源人擔心議事局的醜事曝光，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攔截了，不允許傳遞。舒邦儒坐困愁城，這下連消息都斷絕了。
婺源議事局這邊大亂，休寧那邊也是一片喧騰。
在吳大江、程時鳴幾個當地讀書人以及豪強的帶頭之下，一萬多鄉民聚集起來，搭著木梯，直接翻上縣衙墻頭，把告示榜文全數撕毀，砸掉一切和歙縣有關的商鋪設施；然後又高舉黃旗，日夜圍著縣衙鳴鑼吶喊，挾持知縣陳履；他們甚至找了幾個人，身穿青衣小帽，手執鎖鏈，聲稱要直接把所有參與絲絹稅方案制訂的官員鎖拿進京。
休寧人也向婺源人學習了“先進的”信息管制經驗，在各處派人把守，任何過往文書，都必須審查以後才能通過，要求“一票一揭，必經休民人驗而後發”。
有了婺源、休寧兩縣帶頭，其他三縣也相繼發出檄文，一起鬧將起來。五縣人民買賣也不做了，地也不種了，專門在徽州府與外界的各個路口圍堵歙縣商人，見一個打一個，貨物全部截留搶走。甚至有一夥激進分子，聲稱要闖入殷正茂在歙縣的產業，燒祖屋，刨祖墳，好好給這位戶部尚書點顏色看看。
一時之間，徽州境內烽煙四起，政務為之癱瘓。整個徽州府，這回是徹底亂了。
徽州府這下可再也無法安坐。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臉黑線，委屈得要死。明明是前幾任知府姑息搞出來的事，結果這炸彈卻等到他上任才爆炸，實在太欺負人了。
可憐他一介知府無權更改絲絹方案，又不敢瞎許諾什麼，解決不了深層次的矛盾，只能含糊其詞地發了無數公文試圖安撫，效果可想而知。
與此同時，徐成位顧不上體面，急忙向撫、按兩院及兵備道發文求援，請求上級迅速拿出個辦法來，不然徽州今年怕是連稅都沒人交了。
上頭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，徽州變亂又掀起一股離奇巨浪。
婺源縣裡有一批駐軍，帶頭的軍官叫趙淶，也是歙縣人。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，苦於軍法森嚴，不敢擅動。這次趕上暴亂，他連夜帶兵撤出婺源，直奔歙縣而去。為了掩人耳目，趙淶還派手下歙籍士兵到處散佈流言，說婺源人要暴動。（這個說法來自婺源，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，姑妄聽之。）
【註釋】
把總：根據《明史·兵志》的記載，明代京營分為三大營，設千總、把總等領兵官；各地方總兵之下，也設有把總領兵。故，把總在千總之下，領兵幾十人至百人，為軍隊中的基層領兵官，相當於現在的排長或連長。
婺源人聽到歙縣人造謠說他們造反，勃然大怒，議事局立刻派人到處散播謠言，說真正想造反的是歙縣人。負責協調的人到了休寧，休寧這邊的帶頭人吳大江表示，你們玩得不夠狠，看我們的！
此前他們已經挾持了休寧知縣陳履，所以官印可以隨便亂蓋。吳大江遂以休寧知縣的名義，給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廣東等佈政司衙門發去飛報，聲稱休寧、婺源兩縣遭到一萬多名歙賊的入侵，休寧知縣陳履被擄走，婺源署理縣事的推官舒邦儒慘被毆打，連兵備道都被圍了，歙賊不日將越境四出，情況十萬火急！
萬餘“歙賊”入侵，真虧他想得出來，想象力太豐富了。
休寧縣的偽造公文發得痛快，那些接到急報的外省佈政司衙門可全都傻眼了。
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，如果這裡發生暴亂，整個東南都要為之騷動。因此對這份軍情急報，東南諸省都很重視。
可研究來研究去，各省佈政司衙門覺得很奇怪。
徽州府的上級主管是應天巡撫，按道理出了亂子，應該先往南京那邊報才對。如今休寧縣的告急文書越級不說，居然還跨省，難道……南京已經被“歙賊”占領了？
四省佈政司的冷汗登時就下來了。
“歙賊”居然囂張到了這地步，當年倭寇也沒這麼厲害啊。
這下子，真正是江南震動，諸省嘩然。誰能想到，徽州府出了這麼一個厲害的縣，敢和整個江南單挑。在那幾天，“歙賊”風傳江南，人人聞之色變，充滿了黑色幽默的荒誕。
南京方面不是傻子，眼看整個東南都震動了，大為不滿，責令徽寧兵備道盡快查明這“歙賊”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徽寧兵備道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職責，鬧到這個地步，他們自然也坐不住了。副使馮叔吉趕緊率先做出反應，連發兩道安民告示。
先一道語氣嚴厲，讓民眾各自回家，“如有隨途跟走，群呼類引，嚷亂有聲者，即系惡少棍黨”。後一道語氣柔和，說馮副使準備巡看五縣，仔細傾聽百姓呼聲，不過天氣太熱容易中暑，大家可以不必遠道迎接，留幾個人問話就是。
這不是客套話，馮叔吉真的親自趕到徽州，還帶著不少兵馬。他一是巡視五縣，彈壓民亂；二是要查明“歙賊”的真相。徽州府也趕緊發出禁約，禁止六縣民眾互相仇視傷害，否則嚴懲不貸雲雲。
至於應天巡撫，他正忙著給那些受驚擾的外省衙門解釋，南京沒事，徽州也沒有亂賊流出，大家不要驚慌……
無論徽州府還是兵備道，此時的態度都還好，只是溫言勸慰老百姓別誤會，並沒擺出一副趕盡殺絕的嘴臉。可熟悉官場的人心裡明白，這只是因為官員們要盡快平復亂局，等事態平息，就要秋後算賬了。
一直到這時，五縣裡的鄉宦們才意識到，這回可能有點玩大了……
起初五縣鬧事，這些鄉宦一直在背後推動，希望借此施壓，可民心一起，就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了。
休寧縣有位鄉宦叫汪文輝，在當地極有地位，官至尚寶司卿，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。他最初也積極支持五縣維權，可到了這會兒，他覺得不對勁了。汪文輝緊急聯絡了幾個有力之人，說這事得往回收，咱們是維權，不是謀反，真鬧大了，有理也變沒理了。
汪文輝連忙準備了一份揭帖，上書徽州府，語氣懇切地解釋說五縣並不打算鬧事，只是被逼太甚，民心不穩而已，外頭傳言什麼遮道毆打、豎激變旗什麼的，都是謠言，我們跟舒推事感情好著呢！
他的文筆頗佳，一邊解釋，一邊還不忘告狀：“今各縣憤激，事實至此，釁孽始萌，猶可杜息。其指斥之實，惟知切齒於殷門；其號呼之狀，惟欲求申於官府，其迫切之情，惟欲求通於君父。”
三個排比，層層推進，既把暴亂這件事洗得幹幹凈凈，又指出亂源在於殷正茂這個王八蛋——我們是反奸臣不反皇上，是大大的忠臣。
有他帶頭，其他幾縣也紛紛上書，調門一致降低，都態度懇切地表示：小民只是驚慌失措而已，只要大老爺把絲絹稅改回去，我們都是順民。
鄉宦們的呼籲，讓民間的熱度慢慢降了下去，然後朝廷的脾氣就上來了。
七月二十日，這次不是兵備道，而是更上一級的巡撫都院氣勢洶洶地發出安民告示。這次的口氣截然不同，沒有含糊地稱“五縣”或“六縣”，而是直接點了休、婺、祁、黟、績五縣的名，殺氣騰騰地表示：
“如有一縣一人敢倡言鼓眾者，先以軍法捆打，然後問遣，決不姑息。”
耐人尋味的是，與這份安民告示一並送達徽州府的，居然還有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公文。
在這份公文裡，逮捕帥嘉謨的理由特別值得一讀：“以歙縣津貼之費，輸納冠帶，誇張梓裡，以致五縣居民憤恚不平，哄然群聚。”你這是詐騙歙縣百姓的公款，去給自己買冠帶榮譽，還到處顯擺，這才導致了五縣民眾鬧事。
這些錢有多少呢？一共四十兩。
看得出來，上頭為了盡快平復亂局，只能拿帥嘉謨的人頭來安撫五縣民眾了。你沒罪，也得挑出點罪過來——可是，帥嘉謨一手促成絲絹稅改革，這個立場是經過聖旨確認的，從這裡實在挑不出毛病。兵備道憋了半天，只好胡亂找了個理由，說他挪用公款買冠帶。
誰讓你小子到處顯擺，惹出這麼大亂子，不收拾你收拾誰！
於是，這位一心為歙縣謀利益的英雄，稀裡糊塗地以詐騙罪進了監獄。
當然，帥嘉謨在牢裡並不寂寞，因為沒過幾天，巡撫都院發出數份公文，點了五縣裡鬧事的一群首惡分子的名字——程任卿、程文烈、何似、吳大江、程時鳴等幾人都在名單裡，要追究他們的責任。
隨著這些責任人的入獄，以及各級政府的強力彈壓，加上當地鄉宦拼命安撫勸說，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徽州之亂，總算逐漸恢復了平靜。
可無論是撫、按兩院還是徽州府，心裡都明白，此時的平靜是暫時的。暴亂的根源在於絲絹稅，這個不解決，始終是個隱患。
因此他們也紛紛上書戶部，表示這個絲絹稅的改革，雖然是聖上批準過的，但能不能……再商量一下？
此時徽州之亂的影響，已經不局限於當地，兩京官場都有震動。南京禮科給事中彭應時、湖廣道禦史唐裔以及北京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嶽紛紛上本，說徽州大亂肇始於絲絹稅的改制，可見此事還需要仔細斟酌。戶部尚書殷正茂身為歙縣人，即使沒有偏袒之心，也該避嫌，這次出事他也有責任。
其實他們對於徽州絲絹案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，在彈章裡只是幾句話寥寥帶過。他們擔心的是，此事持續下去，會讓整個江南都變得不穩定，這才是關乎利害之處。所以說，誰有道理誰沒道理根本不重要，趕緊把這事平息才是真的，正如彭應時彈章裡說的：“奏請（皇上）定奪，毋得依違以杜釁端，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。”
【註釋】
奏請（皇上）定奪，毋得依違以杜釁端，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：聖上萬萬不可猶猶豫豫、模棱兩可啊！懇請聖上裁斷是非，以正視聽，杜絕此類爭端，但願能永保地方太平無事！
在重重壓力之下，殷正茂只得上書謝罪請辭，不過並未得到批準。
他戶部尚書的位子暫且保住了，但言路和群眾的意見都太大了。絲絹稅的方案，必然要做修改。哪怕已經有了聖旨，也得改。
只不過，皇上金口玉言，豈能出爾反爾。這臉，不能讓皇上丟。所以朝廷給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這麼說的：“雖令由欽定，始有專擅之情，事屬鄉邦，不免有可疑之跡。”意思是，聖旨雖然欽定了絲絹稅的改革，但你們在具體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跡，大概是主事官員的籍貫落人口實了吧。
朝廷定的調子是對的，是底下的人給唱歪了。誰唱歪的呢？到底還是讓歙縣出身的殷正茂背了這口黑鍋。
上頭既然同意修改絲絹方案，下面各路官員便重聚太平府，再次商議。萬歷五年十二月，絲絹稅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終於出爐。
這個方案與原來相比，本質上沒什麼區別，只不過對五縣多讓了一步。
歙縣絲絹稅不變，減免的均平銀數額，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，由五縣均攤。
這樣一來，總計6145兩白銀的絲絹稅，實際上歙縣出4145兩，五縣出2000兩。
五縣民眾這次沒敢再鬧民變，可不滿之情溢於言表。你當這是菜市場討價還價？一塊不行就九毛，九毛不成就八毛，太不成體統了。我們要的可不是這個！
負擔就是負擔，一分銀子也是負擔！
老百姓鬧了這麼久，早就輕車熟路。抗議申文和請願書化為無數雪花，紛紛飛向各級衙門。官員們面面相覷，還能怎麼辦？繼續再議吧！議到大家都滿意為止。
這一議，就將近一年。一直到了萬歷六年十一月初四，徽州府總算硬著頭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，叫《豁免五縣均平方案》。
此方案對歙縣來說，沒什麼太大變化。絲絹稅照舊，減免的均平銀數額，調整到了2530兩。
而這2530兩，並不會攤派到五縣頭上。
在隆慶六年，戶、禮、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價銀，減免了一部分，一直留在府賬上。同時還有一筆軍需銀，每年都會剩點結餘。徽州府每年從這兩項合計抽走1950兩，替五縣補進均平銀裡，諸縣再均攤50兩，一共是2000兩整。如果以後每年軍需銀的結餘不足，則從五縣征派補足。
繞了好大一個圈子，等於是徽州府把這筆稅扛下來了。
這樣看起來很合理，可是不要忘了，這個稅是每年都交的。徽州府料價銀是隆慶六年的減免所得，數量只會減少，早晚用光；而軍需銀結餘每年都不固定，今年多，明年少，萬一是負數，那麼這筆錢，還得讓五縣來承擔。
換句話說，這2000兩銀子的來源，是不穩定的。
前面三個方案，是橫向朝三暮四，讓絲絹稅在六縣之間來回騰挪；這第四個方案，卻是縱向朝三暮四，按時間軸來的。五縣初期可能交得少，可隨著時間推移，幾乎可以肯定會逐年增多，最後回到原來的水平。
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問題。
對歙縣來說，減免均平銀的數量是2530兩。而從料價銀、軍需銀和諸縣分攤中抽走的，是2000兩。
還有530兩無法沖抵，賬不平啊。
歙縣和五縣已經打滾了好多次，差不多已到底線，讓誰多扛一分，估計都得爆炸。
要麼，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，從其他科目裡進行調配？
一般的調配，是不成的。因為你這裡減交，那裡就要多交，算來算去，總有一個科目要吃虧。一幹能吏高官，就為這區區五百多兩銀子愁眉不展。
這時，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個絕妙的主意——如果這個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？讓它吃虧，豈不就正好兩便嗎？
什麼？怎麼還有不合理的稅收科目？
有哇，兩個字：協濟。
所謂協濟，是指當一處官府出現資金緊張時，由上級出面協調，組織臨近州府進行援助。這種援助一般來說都是臨時性質的。
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，為了防備倭寇，徽州府協濟蘇州、松江海防16,000兩銀子；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，為了鞏固長江防禦，徽州府協濟鎮江駐軍1300兩銀子；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景王朱載圳前往封國，徽州府協濟池州10,000兩，用於迎接儀仗開銷。
這些大的協濟，都是因事而起，事完了，錢就不用給了。可還有一些瑣碎的小協濟，雖屬臨時征派，可久而久之，遂成定規，變成一項長期性的稅負。這是大明稅制的一個特點，很多科目因循成例，輕易更改不得，日積月累，形成無數散碎、復雜的短鏈條。
這些瑣碎協濟，往往與軍事密切相關。因為軍方的駐屯調動，不依行政劃分而行，經常跨數府數縣。比如兵備道副使馮叔吉這個“應、安、徽、寧、池、太六處兵備”的頭銜，就是依長江而備，跨越六府。若想尋求地方支援糧餉，非得靠徽寧兵備道來協調。
因此，兵備道對各地的協濟情況掌握得最全面。
按照那位官員的建議，請兵備道出面，清查一下協濟費用，看哪一項有不合理之處，取消便是。
兵備道也想盡快從這個泥沼裡脫身。於是在副使馮叔吉的授意下，兵備道清查了一遍賬簿，很快從中挑選出一個科目：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。
這個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。
金衢道全稱是領金華、衢州、嚴州兵備道，它的駐地在衢州府，和徽州府沒什麼關系。徽州為什麼要給它兵餉？而且這筆銀子不是解往衢州，而是解往池州，那裡明明是徽寧兵備道的駐地。
明明是徽州協濟金衢道的費用，卻要送去徽寧道的池州，這賬目流向也太亂了吧？
仔細一查，原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。
早在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為了防倭，朝廷設立了應天兵備副使，統一協調包括徽州在內的長江防務。到了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這個機構被裁撤，卻沒有下家來接盤。徽州府在那段時間，處於沒有駐軍保護的空白期。
本來朝廷覺得倭寇氣焰不復往日，徽州地處內陸安全得很，這事不用著急處理。沒想到好死不死，到了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，徽州突然鬧了一次礦上騷亂。一群來自金華的礦工化身流賊，沖入婺源縣大掠一番，徽州六縣為之震動。
當時的應天巡撫劉畿手裡無兵可派，遂移文鄰近的金衢道，希望他們就近協防。協防需要兵餉，這筆錢自然得是徽州府出。於是徽州府專門安排了一筆兵餉，每年解送衢州。
後來到了隆慶六年，朝廷設立了徽寧兵備道，把徽州防務從金衢道接回來。按說這筆餉銀該隨之轉過來，相應科目名稱也要修改，可徽寧兵備道打起了小算盤，覺得可以從中漁利。
首先，徽寧兵備道先從徽州府征收一筆兵餉銀，於情於理這都是應該的，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。然後徽寧兵備道給金衢道移文，說徽州防務我們接手了，兵餉銀以後歸本道所用。金衢道覺得這也合理，辦了移交手續。
最關鍵的手法來了：徽寧兵備道並沒告訴徽州府，兵餉發生了轉移，反而要求徽州府在“協濟金衢道兵餉銀”中間加上“解池州府”四個字，意思是，以後你們交給金衢道的兵餉銀，送到池州來就好啦。
徽州府非但沒覺察這個小手段，還覺得挺高興。因為解送兵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，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，這麼一改“解池州府”，我們還省了一筆運輸費呢。闔府上下，都贊頌兵備老爺體恤民情。
經過這麼一番操作，徽州府每年要交兩筆兵餉銀，名義上一筆給金衢道，一筆給徽寧道。其實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，這兩筆銀子都要解去池州，落入徽寧道手裡。
說白了，這算重復征稅。
有人也許有疑問，交兩次錢，徽州府難道傻嗎？
奧妙就奧妙在這兒了。從徽州府的財務角度來看，這是兩筆不同的支出，一項是給外地駐軍，一項是給本地駐軍。如果不知道“協濟金衢道”的前因後果，根本看不出兩項其實是同一項。
要知道，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裡，政策的執行是有慣性的（比如說在大明）。政策一旦形成慣例，即使周圍情況發生變化，官員仍舊會機械地繼續執行，不會主動求變，甚至畏懼變化。所謂“祖宗成法”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徽州府一直在交納“協濟金衢道兵餉銀”，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。既然沒人通知取消，那麼就繼續交下去好了，也沒人追究它是怎麼產生的。那筆絲絹稅也是同樣的道理，歙縣不也默默地交了兩百年嗎？
大明的正稅不多，雜稅和隱形稅卻無比繁重，其中很大一部分，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體制內悄然形成的。積弊一旦生垢，便難以清除，積少成多，演變出無數散碎、復雜的短途稅鏈，賦稅比賬面上要沉重數倍。
看到這裡，我們大概能明白，六縣為什麼糾結於這些稅目數字了。
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熱愛興訟，實在是負擔太重，不堪承受。從這次爭議中能看到，除夏稅秋糧的正稅之外，徽州府還要征收南京承運庫的人丁絲絹，給地方政府的六項均平銀，給工部、戶部的物料銀，還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協濟……
若是再碰上徽寧兵備道這樣有私心的，上下其手，又運作出一筆額外的稅收，負擔就更大了。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，徽州官員甚至還想借機運作一下，增加一點官府辦公費。
更可怕的是，這些數字，只是解到庫的稅額，還要加上途中的扛解、火耗、補平、內府鋪墊等，這才是老百姓最終要承擔的稅負。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個部門分別解送稅賦，每多一路，附加成本就會翻一倍。
就這樣，地方雜稅和臨時稅不斷增加，附加成本隨之提高，效率直線下降，整個體制逐漸變得臃腫無比，同時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間。大部分稅額，就在這些煩瑣、細碎的流轉環節中，被各級操盤手們吸走。老百姓交的錢越來越多，朝廷收入卻不見增加，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裡被消耗了。
長此以往，地方民怨沸騰，政府束手無策，最後的結果，就是調控失靈，天下大亂。
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，治標不治本，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產生“雜稅”的機制，只能略微擴大稅基，把問題的爆發拖延一段時間罷了。
大明滅亡的原因，徽州府的這筆小小稅賦，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。
咱們書歸正傳。
前面說了，“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”這筆稅銀，本身並不合理。徽寧兵備道一直很擔心，萬一又碰到一個類似帥嘉謨這種愛較真的人，說不定會再起波瀾。這一次既然有人提議，兵備道索性順水推舟表示，為了徽州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，我們吃點虧，從這筆兵餉銀裡抽出530兩來，把最後的虧空補上吧。
這筆原本是重復征收的稅，就這麼巧妙地被洗白了。
兵備道高風亮節，解決了最後的問題，諸位官員看到了成功的曙光，連忙又經過一輪討論，做了一點微調，使之更加完備：
減免料價銀的庫存有限，不能支撐逐年抽調，直接並入軍需銀。
五縣額外負擔的那50兩也算了，省得他們囉唆，直接也並入解池州府兵餉銀。
於是，在萬歷七年（1579年）的三月，第五版方案出爐了。
人丁絲絹6145兩，仍由歙縣承擔，但他們負擔的均平銀，則減少2530兩。這筆均平銀怎麼補足呢？由徽州府軍需銀抽出1950兩、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，合計2530兩，轉入均平銀賬目沖抵。
這個方案，可以說是集妥協、折中之大成，把負擔壓力分散到歙縣、徽州府、兵備道等諸多方面。這樣一來，歙縣少交了2000多兩銀子，心滿意足；五縣一點負擔不用加，也心滿意足；徽州府和兵備道略吃了點虧，但消弭了一場大亂，杜絕隱患，也合算。
對朝廷來說，一則上交的稅款並不短少，二則趁機清理冗稅雜役，統一錢糧，對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——這個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，難怪執筆者得意地稱其為“共免兩全法”。
這一次，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氣。兵備道趕緊發佈大字榜，通告六縣新的稅制，並得意揚揚地宣佈：“自萬歷七年為始，明載賦役冊，永為定規。”
我相信，在張榜公佈的一瞬間，這幾個字轟然化為鬥大的金黃色大字，配著恢宏的音樂，在徽州官場大小官員腦海中旋轉。他們此時一定百感交集，涕淚交加。
不容易啊，這一場肇始於隆慶四年的大紛爭，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，先後五版解決方案，至萬歷七年終於徹底消弭。中間多少波折，多少折騰，總算熬過去了。
塵埃落定，生活還得繼續。
讓歙縣人感到高興的是，曠日持久的絲絹紛爭，把各種細節、征派原理都討論得很透徹，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腳，反而會主動找別的稅目設法再減免一點。這時又趕上了朝廷推行一條鞭法，所以歙縣所承擔的人丁絲絹，不必全以實物交付，直接本色折銀或折色折銀，不必先賣糧食再買絲了，無形中又少了一層負擔。
據學者考證，萬歷七年之後，歙縣真正實交的人丁絲絹稅，其實只有額定的七成。
這一切，都是拜那個學霸帥嘉謨所賜。
而帥嘉謨後來到底怎麼樣了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