顯微鏡下的大明第一章 都是學霸惹的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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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故事，要從徽州府下轄的歙縣說起。
大明共分為十三個承宣佈政使司，以及一南一北兩個直隸，咱們可以把它們粗略地理解為省份。
南直隸下轄有一個徽州府，歷來人傑地靈，無論官場還是商場都是英才輩出，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鄉。其時徽州府一共統轄六縣：歙、黟、休寧、婺源、祁門、績溪。其中歙縣最大，同時它還是附郭縣——也就是說，徽州府治設在縣內，與歙縣縣衙同城辦公。
府縣同城，很多府一級的文書檔案，自然就存放在縣城的閣架之上，以便隨時調取勘合。這些關於稅糧戶籍的案牘十分重要，關乎一縣之興衰，可又超級無聊，全是各種枯燥的數字羅列。所以它們長年被束之高閣，無人問津。
隆慶三年（1569年），有一個歙縣人忽然對這些檔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
這個人叫帥嘉謨，字禹臣。嚴格來說，他沒有歙縣戶口，不算當地居民，而是個祖籍江夏的軍戶，隸屬於徽州府境內的新安衛。軍戶是大明特有的一種戶籍，世代都是軍人，歸屬於各地衛所——類似於軍分區——不過這出身沒什麼不好，朝中此時有個叫張居正的大人物，也是軍戶出身，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。
【註釋】
徽州府與新安衛：根據《明史·地理志》與《明史·兵志》的記載，明代的整個疆土管理分別隸屬於兩大系統，即六部、佈政使司、府、縣這一行政系統，與五軍都督府、都指揮使司、衛、千戶所這一軍事系統。明初，徽州府直屬中書省，後改屬南直隸，下轄歙、黟、休寧、績溪、祁門、婺源六縣，歙縣為附郭。新安衛，直隸於中軍都督府，雖設於徽州府轄區，其守備衙署亦在歙縣，卻不受徽州府管轄。
圖一·1《徽州府山阜水源總圖》（來自弘治《徽州府志》）
軍戶：據《大明會典·戶部》記載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戶口，置戶帖、戶籍，記錄人戶之名字、年齡、居住地等信息，戶帖發給百姓，戶籍上交戶部，作為核實戶口、征調賦役的根據。明代人戶分軍、民、醫、匠、陰陽等多種類型，除優免差役者外，其他人必須承擔不同的差役，不允許變籍，所擔差役亦世襲。其中，軍戶便是世襲供應軍差義務的特定人戶，負擔沉重，社會地位也相對低下，故明人一般以脫離軍戶為幸。明代諸多著名閣臣如李東陽、萬安、劉吉、梁儲、高拱、張居正、葉向高等人，皆出自軍戶。
帥嘉謨在文武兩道的表現都很一般，註定仕途無望。他只有一個特長：對數字天生敏感，擅長算學，是個學霸級的數學天才。
可惜在大明，可沒多少領域能讓這位理科生一展才華。最好的就業方向，就是去當個管錢糧的小官吏。而這個崗位，要求對錢糧稅賦的計算很熟悉，需要做大量的應用題來練習。
當時沒有教輔和習題集，帥嘉謨一腔做數學題的欲望無處發泄。好在這個苦惱沒持續很久，他便發現了一個絕好的題庫：歙縣架閣庫。
徽州府歷年的稅糧賬冊，都存在歙縣庫房裡。大明稅賦結構很是繁復，徽州又是納稅大戶，賬冊涉及大量加減折算、書算錢糧，這正是絕佳的應用題題例。磨煉好了這門手藝，以後就業便有保障了。
於是在隆慶三年的某一天，帥嘉謨設法接觸這些官府賬冊。一個學霸就這樣高高興興地開始做起數學題來。
做著做著，帥嘉謨覺得哪裡有點不對勁。
憑借著對數字的高度敏感，他註意到徽州的歷年稅賦裡有一個疑點：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繳納的稅糧中，除正稅之外，還有一筆科目叫作“人丁絲絹”，須以實物繳納，且數額頗大，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。
帥嘉謨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，發現徽州府下轄六縣，其他五縣都沒有“人丁絲絹”這麼一筆支出，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記錄，數字與徽州府上繳南京承運庫的等同。
換句話說，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絹的這筆稅支，是由歙縣單獨負擔的。
帥嘉謨大為駭異，這可不是小數。為了確保自己沒犯錯，他還特意去查了一下《大明會典》。
【註釋】
《大明會典》：明代官修的記載典章制度的大全。有明一代於弘治、嘉靖、萬歷三朝先後編修、續修和重修《會典》。弘治年間，徐溥、劉健等奉敕修成《大明會典》180卷，至孝宗死，未及頒行。正德年間，李東陽等奉敕重加校訂後由司禮監刻印頒行，是為正德本。嘉靖年間續修的《會典》並未刊行。萬歷年間，大學士申時行等奉敕重修《會典》成228卷，為萬歷本。文中帥嘉謨所閱者應為正德本《大明會典》。
《大明會典》是一本官方發佈的資料集，裡面收錄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級政府稅賦資料、行政法規，從弘治朝開始，每代都會進行修訂，算是政府法令的一個匯編，亦勉強可以當作年鑒來用，權威性很高。
帥嘉謨在《大明會典》裡的徽州府條目下，找到了同樣的納稅記錄。更重要的是，《大明會典》裡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擔“人丁絲絹”，並無任何字樣表明是歙縣獨自承擔。
按道理，徽州府的這一筆“人丁絲絹”稅目，應該是六縣均攤，怎麼只壓在歙縣一處呢？雖然歙縣的體量比其他五縣都要大，可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哪。
帥嘉謨心想，這件事關乎一縣之民生，可不能這麼糊塗下去，必須挖個水落石出！
就像所有的學霸一樣，帥嘉謨看到眼前出現了難題，不驚反喜，興高采烈地繼續深入挖掘。最終，他在《徽州府志》裡找到一條看似無關的古早線索。
【註釋】
《徽州府志》：現存明代《徽州府志》有兩個版本，一為彭澤、汪舜民等人編修的弘治《徽州府志》12卷，一為汪尚寧等人編修的嘉靖《徽州府志》22卷。特別需要註意的是，汪尚寧為歙縣人，曾官至通議大夫、都察院右副都禦史，退休歸裡，組織一幫人員重修了《徽州府志》，後來亦被卷入學霸帥嘉謨引起的這場爭論。
徽州這個地方，歸附於洪武爺的時間很早。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年）稱吳王之後，在徽州實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修改元稅，稱為“甲辰法制”。結果年底核查，行中書省發現數字有問題，於是在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年）搞了一次“乙巳改科”，對很多科目的稅額重新做了調整。
【註釋】
乙巳改科：據《徽州府志·食貨志》記載，吳元年（1364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訂了徽州府的賦稅舊制，將六縣的“夏稅生絲”折麥征收。第二年，即乙巳年，行中書省核查徽州府賦稅時發現，該府吳元年的田賦增減額存在問題，派人將府、縣所屬官吏羈押至省，在嚴密監督之下，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賦數額，歲史稱“乙巳改科”，其中特別指出了歙縣虧欠原額夏麥9000餘石。
圖一·2 嘉靖《徽州府志》書影
在這次改制中，朝廷發現歙縣的夏麥數量有問題，與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，於是對歙縣的3646頃輕租田，每畝各加征“夏稅生絲”四錢，以彌補夏麥缺額。
【註釋】
石：古人把石塊鑿孔成凹行，用於稱量糧食，“石”因此成為容量單位，音（dàn）。《說苑·辨物》載：“十鬥為一石”。古代的容量單位有：勺、合（gě）、升、鬥、石，為10進制。出自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的“以升量石”，比喻以膚淺的理解力難以推測深奧道理。出自明人凌濛初《二刻拍案驚奇》的“朝升暮合”則用以形容生活的艱難。日常生活中，石與合因其過大或過小而較少被使用，人們常用的是升和鬥，故有升鬥小民、日進鬥金、不為五鬥米折腰等說法。
這個“補欠夏稅”年代太過久遠，看起來和“人丁絲絹”全無關系。帥嘉謨憑著天才般的直覺，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聯系，於是拿起筆來，粗粗算了一下。
歙縣補的9700石夏麥，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換算標準，每石折銀3錢，9700石糧食折算成銀子，是2910兩。而每年“人丁絲絹”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，每匹7錢，所以8780匹折銀6146兩。嗯，兩個數字似乎沒什麼關聯。
【註釋】
折率：明初所定的賦稅，本是建立在實物財政的原則之上，政府根據需要的物品來確定征收的物品種類，百姓根據各地土產的特點繳納不同的物品。但是，各地的出產與政府的需要總有不一致的時候，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來代替。或者，在政府實物儲備充足的情況下，改征當時具有一般等價物職能的物品作為財政儲備，這時就需要有一定的換算比例，即折率。明中葉賦稅改革，逐漸以白銀作為衡量標準，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銀率了，這一比率主要是由稅物要送往的倉庫與用途等因素決定。如據嘉靖《徽州府志》可知，嘉靖年間，徽州府夏麥征收，征入當地永豐倉每石征銀4.5錢，送往京庫（北京）每石征銀2.5錢，運往南京光祿寺每石征銀6錢。
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，腦子轉得很快。他很快想到，徽州六縣彼此相鄰，一個縣夏麥歉收，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幸免。他再一追查，發現在同一時間，黟、休寧、婺源、祁門、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，一共是10,780石，可折銀3234兩。
2910+3234=6144。
這個數字，和“人丁絲絹”只差2兩。
帥嘉謨很快得出了結論：在國初，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,480石，以“夏稅生絲”為名義補之，折8780匹生絹。按說這筆錢是由六縣共同承擔的，不知為何，卻變成了歙縣單獨繳納。
更可怕的是：徽州並不養蠶，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成銀子，拿銀子去買生絲，再繳給官府。周轉兩次，負擔更重。
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“乙巳改科”開始算起，到隆慶三年，這筆冤枉稅足足交了兩百多年！
歙縣簡直倒黴透了。
帥嘉謨做事很謹慎，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，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。結果他發現，自己並不是最早發覺有問題的，早在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，已有兩個歙縣人——程鵬、王相發現這個“人丁絲絹”有問題。
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，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——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，而且還不止一次！
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，這兩個官職的管轄范圍可不只有應天府一個地方，而是涵蓋了除鳳陽、廬州、淮安、揚州四府之外的整個南直隸地區，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轄制。
在具體的分工上，應天巡撫協調各府州縣，以賦役為主，也兼管司法、治安；巡按以監察為主，但也插手民政、司法、軍事。勉強用現在做對比的話，一個是省長兼軍區司令，一個是省高級法院院長兼紀委，找他們兩位，算是拜對了衙門。
市裡不管，難道省裡還不管嗎？
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、巡按宋茂熙，兩位很快給了批復，要求徽州府徹查。可是他們很快便升遷轉走，沒人再去追問。接任的巡撫歐陽鐸、巡按遊居敬，接到了同樣的呈文，也給了批復，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。結果負責此事的官、吏，都是其他五縣出身，敷衍塞責，推諉拖延。
在來回拖延之中，王相、程鵬先後莫名去世，此事最後不了了之。
查到這裡，帥嘉謨推開賬冊，做了一個決定：他要第三次呈文，為歙縣討一個公平！
到底是正義感和鄉土情結使然，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？史料不全，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。
無論如何，他決定冒著觸動利益集團的巨大風險，開始采取行動。
隆慶四年（1570年）的年初，帥嘉謨撰寫了一份呈文，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，然後提交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禦史劉世會。
在這篇呈文裡，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，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麼一句話：“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，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，原額六縣均輸，府志可證。”
大概意思是，我說的這個問題，在《徽州府志》裡也提到了，這是鐵證。
《徽州府志》是徽州府出面編撰的地方志，可信度很高。可是，府志裡其實只是含糊地記載了徽州府或歙縣繳納“人丁絲絹”多少多少，根本沒有明確說過“原額六縣均輸”的話，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的夏麥聯系到一起。
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，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，方便行事——殊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，後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鍵焦點，這個後頭再說。
除了偷改了原文，帥嘉謨還發動了情感攻勢。他動情地說：
“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20,190匹，其中浙江、湖廣這種產絲大區，才繳納8501匹；應天（等）十三府，只要繳2905匹。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，卻要負擔8780匹。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，折成銀子，從浙江等地回購，這兩道手續，讓成本翻倍，苦不堪言。更何況，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，還能勉強忍受，可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——這一縣之稅，比浙江、湖廣兩司都高，根本不合理啊！”
【註釋】
細查帥嘉謨所引用之《大明會典》可知，浙江、湖廣的各佈政司、府、州運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夏稅絲絹數分別為3509匹、4992匹，二者共計8501匹。應天等十三府為：應天府、常州府、鎮江府、太平府、廬州府、安慶府、寧國府、蘇州府、淮安府、松江府、鳳陽府、揚州府與池州府。上述各處所繳為絲綿折絹或農桑絲折絹，唯有徽州府繳納的稅項有些不同，乃是人丁絲折絹，有8779匹，與帥嘉謨所說的8780匹稍有出入。
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計學小花招。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收統解，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。
當時浙江、湖廣等地的絲絹稅，不只解往南京承運庫，還有很大一部分會送往太倉銀庫、丙字庫等。從萬歷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，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130,000匹，湖廣的總額27,000匹，都遠超歙縣。
帥嘉謨是這麼個邏輯：不談總數，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做比較，主要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。
這個手段的絕妙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，全經得起查證，只是在統計方式上稍做手腳，立刻顯出卓然效果——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，但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，變得簡直慘絕人寰，讀之觸目驚心。
【註釋】
大明稅制：帥嘉謨引用《大明會典》所載各司、府送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絲絹稅額，來哭訴歙縣獨自承擔的徽州府絲絹稅額比浙江、湖廣兩司的總額還多，實在太失公平。他如此計算，隱含著一個前提，即認定南京承運庫記載的稅額，就是各佈政司、府所納絲絹稅額的全部。但實際上，這樣的假設完全站不住腳。因著兩京制度，明代的承運庫有南、北之分，帥嘉謨引用數據並未將北京承運庫算入。並且，地方上交中央的絲絹稅並非都送往承運庫，部分折銀可能送至太倉銀庫，部分絲絹可能送至丙字庫。所以，南京承運庫所收納的，僅是絲絹稅額的一部分而已。如下頁圖表所示，若給《萬歷會計錄》所記載的嘉靖、萬歷時期各佈政司、府、縣的絲絹稅的總額做個排名，可以發現，徽州府的絲絹稅在全國諸府中名列第九，歙縣則在諸縣中名列第六，都比較靠前，卻也與名列第一的嚴州府、淳安縣有相當大的差距，更不能與浙江、湖廣二司共計167,544匹的總額相比。
這真是只有學霸才能玩出的手段。
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手腳之外，帥嘉謨還準備了第三張牌：政治牌。
他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：“天下之道，貴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。歙縣久偏重賦，民困已極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備陳情款，懇乞均平。”
【註釋】
天下之道，貴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。歙縣久偏重賦，民困已極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備陳情款，懇乞均平：普天之下，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，故遇見不均不平之事，必須發聲抗議，維護公道！歙縣獨自承擔如此沉重的賦稅重擔這麼多年，百姓已貧困至極，無以為生了。幸蒙上天眷顧，遇見您這樣仁慈、賢明的禦史大老爺，小的有幸向您詳細陳明狀況，懇乞大老爺均平賦役，救歙縣百姓於水火！
短短一段話，先後兩次要求“均平”。
隆慶年間，江南正在推行一條鞭法。而一條鞭法的口號恰好是：“均平賦役，蘇解民困。”所以帥嘉謨兩次“均平”，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國家政策的高度。
【註釋】
一條鞭法：據《明史·食貨志》可知，明初沿用兩稅法，根據官方登記的戶籍，田地要征收田賦，分夏、秋兩季繳納；丁要承擔多種徭役。後官府借各種理由加征賦稅、加派雜役，百姓困苦不堪，大量逃亡以躲避賦稅。政府亦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，故決定將一州一縣的田賦、種類繁多的徭役、雜稅合並起來，除必須的米麥之外，都折成銀兩，分攤到該州縣的田地上，按照擁有田地的多寡來征收賦稅，官方征收、官方解運，稱為“一條鞭法”。這不僅使國家財政收入得以穩定增加，也大大簡化了稅收程序，提高了效率。
從深層次來講，一條鞭法的核心要旨，是合並田賦、徭役，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，統一改為折收銀兩。所以帥嘉謨在呈文中反復強調“人丁絲絹”是折色實物稅，繳納十分麻煩，這和中央精神緊緊地掛上了鉤。
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，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註。
要知道，這一任應天巡撫，對一條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氣。只要他肯表態，這事就成了一半，不，一大半！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，是因為這位巡撫太有名氣，遠非尋常官員可比——他叫海瑞，號剛峰。
【註釋】
海瑞：據《明史·海瑞傳》等可知，海瑞，字汝賢，號剛峰，海南瓊山人，自幼喪父，靠母親節衣縮食撫養成人，對百姓的貧苦深有體會。海瑞中舉後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諭，有禦史來縣學視察，一些學官想要討好上司，一見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頭大禮。海瑞則只是作揖而已，他認為學校不是官府衙門，是師長教導學生的地方，不應該屈膝下跪。因此，就有了這樣一個畫面：身為教諭、站在中間的海瑞，只是作揖，不下跪；兩邊的學官趴在地上磕頭，正如一個“山”字，又像一個筆架，因此海瑞就有了“筆架博士”的外號。海瑞升任淳安知縣後，不僅堅決抵制上司的額外攤派，並且積極取消不合理的賦稅、雜役，減輕百姓負擔。
不用多說了。
其實較起真來，帥嘉謨此舉屬於強行拔高。
因為這次“人丁絲絹”爭議的核心，是稅負歸屬，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？至於實物折算，只是一個次要問題，跟一條鞭法關系不大。
這就好比兩個人為吃飯買單起了爭執。誰出這頓飯錢，才是爭執的重點，至於這錢是給現金還是刷信用卡，並不重要。等警察來了，其中一位喊一嗓子：“民警同志，你給評評理，為了響應國家鼓勵使用信用卡的號召，這頓飯錢該誰出？”警察聽了肯定莫名其妙，這兩件事根本沒關系啊。
但在帥嘉謨的妙筆之下，這個邏輯錯誤被巧妙地掩蓋起來，非但不露破綻，反而顯得煌煌正氣，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。
除了這些，帥嘉謨還準備了第四張牌——解決方案。
他深諳官僚稟性，知道他們最不耐煩的，就是下面的人爭吵卻又拿不出辦法。所以在呈文的最後，他急上峰之所急，十分貼心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：“要麼按照《大明會典》的原則，六縣按照人丁分攤；要麼按照《徽州府志》，六縣按照田地分攤，折麥再折銀再折絲。”
看，方案我都給您做好了，您朱筆批準便是。
這樣一來，無論按人頭統計還是按田地統計，歙縣都能減少至少一半負擔。
不得不說，帥嘉謨的這一篇呈文，當真是訴狀傑作。開頭借了朝廷大勢的東風，立意高遠，中間數字翔實，論據確鑿，層層推論極有說服力。篇尾不忘煽情，描繪歙縣人民生活有多艱辛，訴於情感層面。文字、邏輯上玩的小花招層出不窮，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。
關於帥嘉謨的職業，史無明載，徽州其他五縣罵他是個奸猾訟棍。從這份訴狀來看，若非狀師大手，還真寫不出來這等文字。
這一篇雄文遞上去以後，效果立竿見影，果然得到了撫院與按院的高度重視。
錢糧稅賦，歷來都是民政事務的重中之重。隆慶四年二月初十，巡撫海瑞給出批示：“仰府查議報奪。”意思是我很重視，你們好好查清楚。隨後，巡按劉世會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：請徽州府召集六縣負責官吏、鄉紳、耆老等民眾代表，就這件事進行查證合議。
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書，一看海剛峰的大名，沒敢耽擱，立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過來商議。
誰知道，就在這節骨眼上，竟然出事了。
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兩院批示發出後的第十五天，突然傳來消息，海瑞調職，改任南京糧儲。
海瑞為何突然從應天巡撫離職，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，這裡按下不表。總之，徽州這攤事，海剛峰是顧不上管了。
海瑞是帥嘉謨最大的倚仗。他突然調任，讓“人丁絲絹”案子陡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。盡管巡按劉世會還在，盡管徽州知府段朝宗還在，可是沒了海剛峰當主心骨，他們可不願意去觸這個黴頭。
要知道，他們要面對的，是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。
帥嘉謨的主張，對歙縣有利，但對其他五縣來說可是徹頭徹尾的壞消息。一旦議成，他們平白要多交不少賦稅。因此對這個提案，五縣籍的官員、胥吏、鄉紳、百姓都堅決反對。
要知道，徽州府不比別的小地方，在朝中做過官的人極多。那些致仕的官員與中央關系密切，又熱衷於彼此聯姻，經營成一個盤根錯節的關系網絡。這裡的鄉紳鄉宦，個個能量巨大，手眼通天。六縣紛爭，動輒能攀扯出政壇上的大人物。別說徽州知府，就算是應天撫、按兩院也不得不有所顧慮。
【註釋】
徽州府出身官員中身居高位者眾多，進入《明史》名臣列傳者就有四十多位，在安徽省內，僅次於太祖朱元璋的老家、明初因軍功任職者眾多的鳳陽府。特別的是，徽州府出身的官員多是宣德以後以科第進入仕途、官運亨通的。嘉靖、萬歷時期在朝為官者，績溪有官至工部尚書的胡松，以計謀擒獲倭寇首領、後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禦史的胡宗憲；休寧有官至福建兵備簽事的汪泗論；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、贈兵部尚書的汪元錫，官至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的餘懋學，官至兵部侍郎、別號“潘青天”的潘珍；歙縣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的汪尚寧，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，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，等等。
而從徽州知府的立場來看呢？
無論“人丁絲絹”在六縣怎麼分配，對府裡來說都沒區別，只要每年湊夠8780匹生絹給南京就好。所以這筆絲絹稅如果不改，局勢平靜如初，最多歙縣抱怨兩句——反正你們交了兩百多年了，早習慣啦；若是支持帥嘉謨的主張，把賦稅均攤到六縣，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處，反而引起其他五縣騷動，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。
徽州府會怎麼選擇，不問可知。
帥嘉謨為什麼當初不去找徽州府討公道，反而要越級去向兩院呈文？理由很簡單，因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。
現在海瑞離開，倚仗已去，整個事情立刻推動不下去了。
應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縣合議，徽州府隨即也發牌催促。但下面毫無反應，恍若未聞。別說黟、休寧、婺源、祁門、績溪五縣，就連苦主歙縣，居然也悄無聲息。
帥嘉謨一打聽才知道，歙縣知縣房寰正趕上丁憂，縣務無人署理。其他五縣的知縣則宣稱要忙著準備朝覲事宜，因循停閣，不辦公了。
明代從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開始，規定地方官員逢醜、辰、未、戌年，也就是每隔三年，要進京朝覲一次，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。這對官員來說，是一件大事。
但問題是，隆慶四年為庚午，隆慶五年（1571年）為辛未，才是朝覲之年。你明年才上京，今年二月份就開始停閣不辦公了？
而且還不是一位，是五位知縣都這麼回答。
很明顯，五縣已經商量好了，對這次合議采取消極不合作的態度，盡量拖延下去，拖到黃，拖到忘，拖到無疾而終，然後就天下太平了。歙縣在嘉靖朝的兩次申訴，不就是這麼被拖沒的嗎？
於是，從應天巡按批示之日起，地方上拖了足足兩個月時間。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，績溪縣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。至於其他四縣，幹脆連回應都懶得回應。
這份績溪縣的申文，是以本縣教諭楊存禮的名義提交的，還有幾個縣中耆老的連署。由教諭出面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績溪的態度——此事無關錢糧，是教育問題！
比起帥嘉謨那篇雄文，這份申文的幹貨不多，刀筆卻暗藏機鋒。
一開頭，楊教諭先喊了一句政治口號：“為懇恩遵國典、據府志，均賦救偏，以蘇困苦事。”然後畫風陡然一變，先大罵帥嘉謨“變亂國制，罔上虐下”，是個“假公挾私”的無恥訟棍，又罵嘉靖年呈文的程鵬、王相是刁民。
【註釋】
為懇恩遵國典、據府志，均賦救偏，以蘇困苦事：本縣為了響應府衙的號召，今特遵照《大明會典》《徽州府志》之記載，均平賦稅，補救弊政，切實緩解百姓多年之困苦，以示大人的浩蕩洪恩！
變亂國制，罔上虐下：（帥嘉謨）實乃假公濟私的無恥之徒，他興風作浪，妄圖變亂國家大政，對上欺騙、蒙蔽大人，對下虐待、陷害百姓。
罵了半天，楊教諭終於說到了主題。首先他承認了帥嘉謨的發現，如今的“人丁絲絹”，確實就是國初的“夏稅生絲”。但他解釋說，根據府志記載，當年朝廷發現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，責令他們補交“夏稅生絲”，一共8780匹給南京承運庫。所以這是歙縣自己的責任，跟其他縣沒關系。
然後他又說，這筆稅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，從來沒人抗議過。嘉靖十四年，兩個歙縣刁民程鵬、王相去告刁狀，當時的徽州知府馮世雍主持過一次調查，甚至還去巡院查過版籍，結論是“人丁絲絹”就該歙縣單獨交。此後三十多年，也風平浪靜。誰知道又冒出一個訟棍帥嘉謨，無視組織決定，又要興風作浪。
楊教諭的這個辯駁，實在毫無道理。
帥嘉謨已經算得很清楚了。按照隆慶年間的折率，8780匹生絲，換算成麥子是20,480石，跟歙縣拖欠的9700石根本對不上。即使按洪武年間的折率，也不可能差那麼多。楊教諭到底是文科生，沒算明白這筆賬。
不過技術細節無關宏旨，因為文科生最擅長的，是抒情。
楊教諭動情地寫道：“我們績溪，一共才方圓二十四裡，土地貧瘠，民眾貧苦，每年丁糧才七百石不到；他們歙縣方圓二百二十四裡，每年丁糧得六萬多石。哪裡有把上縣的負擔轉嫁給下縣的道理？”
他哭訴完之後，別有深意地加了一句：“照舊定納，庶免小民激變之憂，官民兩便。”意思是：您最好按照原來的做法征稅，免得激起民變，這樣官府和民眾都方便。
楊教諭前面那些話，都是廢話，真正的文眼，恰好就在這裡。
這句話雖然謙卑，卻隱隱帶著威脅。反著讀，意思就成了：如果您不照原樣征稅，恐怕會引起民變，到那個時候，可就官民兩不便了。
這句話非常狠，一下就擊中了徽州府的要害。
要知道，這個威脅雖然出自績溪代表之口，但其實背後是五縣的共識。也就意味著，如果此事不令他們滿意，將會使整個徽州府大亂。明年就是朝覲考查年，青天大老爺，您自個兒掂量著辦吧。
楊教諭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。如果五縣一起威脅鬧事，跡同謀反，切不可為。現在四縣不吭聲，推出最小的績溪在前頭說話，績溪人口太少，怎麼鬧，也絕對上升不到謀反的地步。這樣一來，既委婉而隱晦地把威脅傳達到，又給知府留出了足夠的面子，方便日後轉圜。
大明地方官員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穩定為主，不出事什麼都好說，至於講不講道理還在其次。下頭老百姓們也明白這個邏輯，所以碰到什麼糾紛，甭管有理沒理，先鬧一陣。鬧成了，官府往往就會按鬧分配；鬧不成，也是法不責眾嘛。
你看，這就是文科學霸解決問題的思路。楊教諭根本不屑去查證什麼“人丁絲絹”的技術細節，數字不重要，仕途才是重點。只要點明這事處理不當會引發民變，危及知府的前程，就足夠了。
果然，徽州府一看這篇申文，心領神會，不再催促合議。在幾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，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，眼看就要黃。
當事人帥嘉謨一看，急了，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，豈能無疾而終？問題的癥結，到底在哪裡？
從這裡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別了。
楊教諭的申文不提業務對錯，只談官員仕途。而帥嘉謨沒讀出申文這一層機鋒，一廂情願地認為，之所以徽州府不願推進，是因為整件事還說得不夠清楚——典型的技術人員思考方式。
他順著這個思路，重新考慮了一下，發現之前的呈文裡，確實有一處很模糊。
國初六縣均輸的“夏稅生絲”，就是如今歙縣獨輸的“人丁絲絹”，這個沒問題。那麼，“夏稅生絲”這個科目，又是怎麼被改成“人丁絲絹”的呢？
搞清楚這個關鍵節點，真相便會浮出水面。
帥嘉謨挽起袖子，又撲到浩如煙海的案牘文書裡去。他要在這積存了兩百年的六縣檔案的大海裡，找出那根關鍵的針來。
這次的調查，持續了數月之久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居然真的被帥嘉謨找到了線索：
奧妙就奧妙在征稅科目上。
帥嘉謨翻出了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——類似於收據，上面寫得很明白：“坐取徽州人丁絲絹。”也就是說，南京承運庫要徽州征發的科目，是“人丁絲絹”，而且沒有指明由哪個縣單獨繳納，一般默認是六縣均攤。
而帥嘉謨再去查徽州府發給六縣的催繳文書，卻發現“人丁絲絹”這個科目沒了。只有歙縣的交稅科目裡，多了一個“夏稅生絲”。
於是，這其中的手腳，很清楚了。
徽州府在向歙縣征稅時，用的名目是“夏稅生絲”。恰好歙縣確實有一筆國初欠麥的“夏稅生絲”科目，因此地方並不覺有異。等這筆稅收上來以後，徽州府向上遞交時，又從“夏稅生絲”抽出應有的數目，劃歸到“人丁絲絹”之下。
這樣一來，原本六縣均攤的稅負，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成了歙縣獨扛。“人丁絲絹”這只鳩，就這麼堂而皇之地占了“夏稅生絲”的巢。可憐歙縣百姓不知內情，辛辛苦苦交稅，卻不知道供養的其實是六縣負擔。
做這個手腳的人，絕對是個高手。他既熟知國初錢糧掌故，又精通案牘流程，巧妙地利用歙縣補交夏麥的這個科目，移花接木，混淆視聽，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。繳稅這種事，一旦形成了慣例成法，就會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，很難改變。就這樣，歙縣一口氣交了兩百年“人丁絲絹”而不自知。
帥嘉謨一拍桌子，這必然是有徽州府戶房的書手從中舞弊！
這個猜測，並非憑空臆測。
在大明府、縣這兩級的政府裡面，具體政務的執行機構叫作“三班六房”，三班指皂班、壯班、快班，合稱為衙役；六房分為吏房、戶房、禮房、兵房、刑房、工房，與中央六部相對應。知府和知縣是流官，幹幾年就會調走，但三班六房的職位往往為本地胥吏所把持。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，熟知基層，他們又掌握著專業技能，職務世代相傳，自成一個體系。沒他們配合，貴為知府也沒法施展拳腳。
尤其是六房中的戶房，分管錢糧，是胥吏管理的重災區。小吏們有各種手段可以顛倒乾坤。手段高超的書手，甚至能“使連阡陌者空無籍，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”，你說這得多囂張。嘉靖年間的一位官員霍與瑕就曾無奈地寫道：“各縣各戶房糧科，年年派糧，時時作弊。”可見當時基層之混亂。
【註釋】
使連阡陌者空無籍，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：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與民田兩種，皇莊、學田、牧馬草場、園陵墳地、勛貴莊田、百官職田、邊臣養廉田等，都是官田，其餘為民田。田地是政府征收賦稅的重要來源，明初曾核實天下田地，造有魚鱗圖冊，以制定賦稅額度，每一次田地的變動都要記錄在案。但是，當土地兼並嚴重的時候，富人可以田連阡陌，貧者卻無立錐之地。更可怕的是，被收買的小吏，可以使用高超卻卑鄙的手段，使得家有良田千畝的富家在官方記錄中表現為無田，富家便可輕松逃避賦稅；而根本沒有田地的窮家卻被登記為田產豐富，需要承擔沉重的賦稅。
這筆絲絹稅，一定是當年的經手小吏在賬簿上做了手腳，才讓歙縣蒙受不白之冤！
事不宜遲，帥嘉謨迅速又寫了一篇呈文，簡單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他知道，吏目向來世代相繼，如果徹底掀出來，很可能會得罪一大批人，所以他對於成因，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“先年不知弊由何作”，只強調這個稅科是被篡改過的，是不對的。
人，可以不追究，畢竟過去快兩百年了；事，做錯了，就得撥亂反正。
帥嘉謨還提出另外一個重要論據：“人丁絲絹”明明是人頭稅，那應該就是按人口收取，單獨讓歙縣繳納，難道其他五個縣一個人都沒有嗎？
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帥嘉謨正式把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，滿懷期待能夠得到回應。
應該說，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說服力，新提出的兩個證據也都很合理。可是報告遞上去，毫無動靜。徽州府這次連回復都沒有，置若罔聞。
帥嘉謨到底是數學學霸，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學霸楊教諭。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慮到穩定和仕途，跟技術性問題無關。帥嘉謨把一個戰略性錯誤當成了戰術性錯誤，一味鉆牛角尖去查考細節，等於媚眼拋給了瞎子看。
換了其他人，大概就認命了，可是帥嘉謨沒有退縮。這個耿直倔強的數學學霸，意識到從徽州府和應天兩院都得不到支持，遂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。
進京上訪！
我找你們領導去！
這裡要特別插一句，帥嘉謨的這個行為，在別的地方可能驚世駭俗，但在徽州，還真不算出奇事。
徽州這個地方，民風彪悍。這個“彪悍”不是說他們好打架，而是說徽州人好打官司。
中國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傾向，愛打官司的人，會被當成“刁民”。地方官考評，也以“涉訟事少”作為民風淳樸的標準之一。但徽州人的做派，和如今美國人很相似，動輒興訟，有事沒事就喜歡對簿公堂，所以盛產精通法律條文的狀師、訟師——號稱“健訟”。
這民風不是明代才培養出來的，早在北宋時期，徽州人就喜歡打官司。歐陽修曾經如此描述徽州民風：“民習律令，性喜訟。家家自為簿書，凡聞人之陰私毫發、坐起語言，日時皆記之，有訟則取以證。”徽州人，家家都有個小賬本，沒事就暗暗記下別人的言行，打官司時甩出來當證據，這法律意識真是夠強的。
以至於南宋時，徽州籍貫的理學大宗師朱熹也無奈地評價本鄉人：“其俗難以力服，而易以理勝。”
所以帥嘉謨在本地打不成官司，毅然赴京上訪，這個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風格。
不過他這個“上京”，可不是去北京，而是去南京。
當時大明中樞分成南北二京，北京的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五軍都督府、翰林院等政府機構，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樣的備份。南京這套備份政府，雖然權力遠不及北京的大，但在南直隸這片地方還是很有發言權的。
尤其是錢糧稅收這塊，南京的戶部統管南直隸、浙江、江西和湖廣諸司，都是膏腴之地，天下半數稅賦，皆出於這裡。南京戶部的影響力，不比北京戶部正印差多少。
帥嘉謨抵達南京以後幹了什麼，沒有資料記載。但從各種官府文件透露的細節能推測出，他應該沒去找戶部，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禦史，求遞陳情狀子。
這是個明智的決定。以帥嘉謨的身份，想直接找戶部高官申訴很難，但搭上一個言官就容易多了。
都察院十三道監察禦史，職責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，一向喜歡搜集民意，風聞奏事，找他們管用。
不過他沒走彈劾的路子。對京官來說，這事太小，又不涉及中樞官員，專門上書彈劾意思不大。帥嘉謨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徹底撕破臉。他所求的，只是朝廷一個態度，批幾句話，就夠了。
隆慶五年的六月初二，帥嘉謨的呈文終於被宋禦史遞交上去，並很快轉發給南京戶部。同隨呈文過去的，還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語：“典有所遵，賦當均派，合從抄出酌行。”意思是，要求應該遵守法典，均攤賦稅至六縣，請戶部酌情辦理。
這個批語，正是帥嘉謨夢寐以求的結論。
南京戶部接到這道文書，加了一句“候本處巡按衙門題”，轉發給應天巡撫和巡按，讓他們酌情辦理。與此同時，戶部還特意給徽州府發了一份咨文，特別指出：“轉行該府從公查勘，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，因何專派歙縣。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，如無相抵，今應作何議處。”
這段話雖然還是疑問口氣，但其實已經有了定論：歙縣的稅賦肯定有問題，所要搞清楚的，無非是何時開始，以及怎麼攤回到其他各縣。
獲得了戶部的支持，帥嘉謨這趟進京之旅，可謂圓滿結束。接下來，他只要趕回徽州，等著配合上峰調查就夠了。帥嘉謨高高興興地離開南京城，踏上了返鄉之旅。
他不知道，此時一道死亡威脅的陰影，已經悄然籠罩在他的頭頂。
斷人財路，如殺人父母。五縣明面上雖然對“人丁絲絹”一事反應淡漠，但私下裡十分重視。京官之中，也不乏五縣籍貫者。帥嘉謨在京城的舉動，他們了解得很清楚。
整件事的癥結，就是這個新安衛的訟師！沒他上躥下跳，就天下太平了。
要不，把他幹掉算了。
這也不是第一回了。嘉靖年間，那兩個糾纏“人丁絲絹”的歙縣“刁民”程鵬、王相，最後也是莫名身死收場。奈何橋上，不差這一條冤魂。
帥嘉謨在歸途中，果然遭遇一場絕大的危險，全靠好運氣才僥幸逃脫。具體是什麼危險，是誰指使的，沒有記載流傳下來。但帥嘉謨真是被嚇破了膽，敵人這是動了殺心。他壓根不敢回徽州，攜帶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廣江夏縣避禍。
帥嘉謨這一逃，讓好不容易啟動調查的絲絹案陷入停滯——提告的苦主都沒了，還怎麼查？於是在各方敷衍之下，這件事終於再度沉寂下去。至於朝廷戶部，日理萬機，不可能一直盯著徽州這個小地方。
隆慶五年，毫無動靜。
隆慶六年（1572年），也毫無動靜。
在這一年，隆慶帝終於駕崩，萬歷帝即位。再然後，張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敵，成為首輔，整個大明邁進了新時代。但徽州絲絹案，仍舊毫無動靜。
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整個大明都忙著適應這位新首輔的執政風格。至於絲絹案和那個躲去原籍不敢回來的數學學霸，已經徹底被人遺忘，再沒人提起過。他心灰意冷，不敢再去爭辯什麼。
整個故事，似乎就這麼結束了。
可到了萬歷三年（1575年）的年初，已沉寂四年的徽州絲絹案，似乎被什麼力量激發，突兀地掀起一陣巨大的波瀾，震驚朝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