顯微鏡下的大明第一章 天下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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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咱們先把玄武湖擱在一旁，視線稍微放遠一點，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陽。
在這一年的十月，大秦首都咸陽出了一件小事。
不，我不是說鴻門宴，它是件大事，還沒發生。
這件小事與鴻門宴相比，毫不起眼，在史書裡只有簡單的幾句話，閱讀時很容易一眼滑過去。但對風起雲湧的秦末亂局乃至後世來說，它卻有著極深刻的影響。
這一年，劉邦搶在其他諸侯之前殺入關中，兵臨咸陽。秦三世子嬰手捧玉璽出降，秦帝國徹底土崩瓦解。這群沛縣窮漢進入大秦國都之後，立刻被其繁華富庶迷花了眼，紛紛沖進各處府庫去搶金帛財寶。就連劉邦自己，也賴在秦宮裡不願意出來。這裡多美好啊，有精致滑順的帷帳，有名貴的萌犬和駿馬，有琳瑯滿目的寶物，還有不計其數的美女。
在這場狂歡中，只有一個人保持著無比的冷靜。他叫蕭何。
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，這位前沛縣官員有著豐富的行政經驗，他知道，對這個新生政權而言什麼才是最重要的。
蕭何穿過興奮的人群和堆積如山的財貨，來到大秦丞相、禦史專屬的檔案庫房。這裡門庭冷落，因為裡面沒有珠寶金玉，只有天下諸郡縣的戶口版籍、土地圖冊、律令等文書，沒人對這些寫滿枯燥數字的竹簡有興趣。
蕭何下令將這些資料進行清查、分類，然後一一打包好。
沒過多久，劉邦去鴻門參加了一次酒宴。回來以後，他一臉晦氣地吩咐諸將收拾行李，準備退出關中。緊接著，項羽大搖大擺地闖進咸陽，他趾高氣揚地告訴劉邦：“你去漢中當個漢王吧。”然後把三個秦軍降將章邯、董翳、司馬欣封在秦嶺北邊，牢牢地鎮在漢中與中原之間。
劉邦大怒，漢中又小又窮，道路險峻，再加上這麼三道枷鎖，明擺著不打算讓自己翻身啊！他心想，幹脆賭一把，帶兵去跟項羽拼一場算了。周勃、灌嬰、樊噲幾名部下輪番相勸不果，這時蕭何站了出來，問他：“去漢中稱王，跟死相比哪個慘？”劉邦說：“廢話，當然是死更慘。”蕭何說：“現在咱們跟項羽打，鐵定是百戰百敗，純屬作死；您何妨學學商湯和周武，先去漢中隱忍一陣再說。”
劉邦看著蕭何，覺得他話還沒說完。
隨即蕭何講出一段詳細規劃：“臣願大王王漢中，養其民以致賢人，收用巴、蜀，還定三秦，天下可圖也。”
估計劉邦聽完這話，肯定下意識地反問了一句：“憑什麼？”
你的戰略規劃聽著很棒，但具體怎麼落地？憑什麼“養其民”，憑什麼“收用巴、蜀”，又憑什麼定三秦、圖天下？
蕭何微微一笑，就憑我從咸陽帶出來的那些戶籍檔案。
可不要小看這些其貌不揚的簡牘，它們蘊含的力量，比名將精兵更加可怕。
戶籍的雛形，早在商代“唯殷先人，有冊有典，殷革夏命”時就已經出現了，春秋時代亦有書社制度。但真正把它建成一個完整體系的，是赳赳老秦。
【註釋】
唯殷先人，有冊有典，殷革夏命：語出《尚書·多士》。西周初，成王年幼，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攝政，決定在洛邑建立新都，即後來的東都。但殷商遺民不願隨遷，周公便告誡他們，“你們殷人的祖先，是有冊書典籍的，記載著成湯革夏命的道理（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）”。由此可知，殷商時期已經有了官方檔案冊典，惜尚未知其具體形式。我國有據可查的最早文字為甲骨文，《英國所藏甲骨集》說“貞登人乎涿”（在涿這個地方登記人口），可見，在殷商時期，已經有了嚴密的人口登記制度，登記造冊，以實行管理，成為後世統治者效法的榜樣。
自商鞅以來，秦國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綿密細致而著稱，特別熱衷於大數據。《商君書》裡列舉了國家興盛需要掌握的十三類數據：官營糧倉、金庫、壯年男子、女子、老人、兒童、官吏、士、縱橫家、商人、馬匹、牛，以及牲口草料。其中對於百姓數據的搜集，必須倚重戶籍的建設與管理。
到了秦始皇時代，郡縣制推行於全國。從一郡、一縣到一鄉、一裡乃至每一戶，官府都有詳盡記錄。你家裡幾口人，年紀多大，什麼戶籍類別，多高的爵位，何年何地遷來，何年傅籍，養幾匹馬、幾頭牛，耕種的地在哪兒、多大，種的什麼作物，稅要交多少，等等，記錄得清清楚楚。
而且相關檔案每年還要進行更新，由專門的上計人員送到咸陽留存，以便中央隨時掌握地方情況。
這套制度，在秦始皇時期一直保持著高效運轉，到了秦二世時期，各地官府出於慣性也一直在執行。蕭何在官府裡當過主吏掾，對這些東西再熟悉不過。
【註釋】
主吏掾：秦朝縣令的屬吏，漢朝改為功曹，主管衙署內所有吏員，有考核、裁汰之大權，故有主吏之稱。掾，原為佐助之意，後為副官或官署屬員的通稱。蕭何曾任秦沛縣（今徐州沛縣）主吏掾，能經常接觸各種不同的業績數據，每種數據幹什麼用的，各種數據背後是什麼情況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當蕭何把它們獻給劉邦時，一瞬間，整個天下都變得透明。
無論是南海郡的柘漿種植面積、成都的蜀錦產量，還是瑯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的壯丁總數，翻閱一下，一目了然。想知道整個河東地區的牲畜總數？想看看關中有多少鐵匠作坊？翻閱一下，探囊取物。
劉邦手持竹卷，足不出漢中，便可以閱盡天下虛實。
如《裡耶秦簡》編號K17，一家人的姓名、排行、關系非常清晰。
對於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，這實在太重要了。
知道了壯丁數量，可以算出能動員的士兵和民夫；了解了牲畜多寡，可以合理分配運力；查閱了作物產量，便對糧草的征發心中有數；掌握了地形圖冊，也就明確了對該地區的用兵方略。哪個郡有鐵礦，可以冶煉軍器；哪個縣有草藥，可以平伏疫病；哪個鄉可以提供獸筋膏脂，多長時間送到哪裡，道路狀況如何……種種信息，都隱藏在這一片片簡牘之中。
要知道，戰爭的勝負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勤表現。後勤最重視的並非武勇，而是精準統籌。精準統籌的前提，則是翔實豐富的數據。可以這麼說，在戰略層面的對局中，拼的不再是韜略，而是資源利用率。誰的數據掌握更精準、誰的物資調配更有效率，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，即所謂“大勢”。
蕭何從咸陽運走的簡牘檔案，正是戰略對決中必不可少的。
劉邦偶爾犯渾，但大事上絕不糊塗。他立刻領悟到這些簡牘蘊藏的威力，心下大定。《漢書》記載，他聽完蕭何的勸說後，就回了一個字：“善。”幾百年後，劉備聽完諸葛亮的《隆中對》，也只回了同樣一個字，他的內心，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。
劉邦不再執著於跟項羽爭霸，收拾行李高高興興出發了。抵達漢中之後，他拜蕭何為丞相，主抓內政，坐鎮後方。沒過幾年，劉邦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揭開了楚漢相爭的序幕。
在漫長的中原爭霸期間，項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無敵戰神，每一次揮動武器，都把劉邦伸過來的藤蔓砸得粉碎。可這些藤蔓的根部緊緊吸附於大地，源源不斷地從土壤裡榨取營養，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長，伸展，糾纏，韌勁十足。
慢慢地，戰神開始疲憊，藤蔓的數量卻有增無減。它們被打斷了無數次，可總能卷土重來。戰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，卻驚訝地發現早已無立足之地，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滿……接下來的故事，人人皆知。
如果說那些名將是藤蔓的枝，那麼蕭何就是藤蔓的根。
“鎮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饋餉，不絕糧道。”這是劉邦給蕭何做的工作總結。這些工作沒有沖鋒陷陣那麼華麗激烈，也沒有運籌帷幄那麼驚艷燒腦，只是無休止地和數字搏鬥的瑣碎。它沒法保證漢軍在戰場之上連戰連捷，但可以讓漢軍在戰場之外始終不敗。
【註釋】
據《華陽國志》所載，劉邦“自漢中出三秦伐楚”之時，“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”。蕭何這位同志不僅負責了信息搜集工作，還擼起袖子把收稅、後勤的活都給幹了，打仗的錢也都是他弄來的。所以最後，劉邦說他是首功之臣。
於是項羽百勝而後一敗，劉邦百敗而後一勝，江山遂告易手。
劉邦對這一切，看得非常透徹。他稱帝之後，論功行賞，把負責後勤工作的蕭何排在了首功。
若沒有蕭何當初從咸陽果斷運出的那一大批無人問津的檔案，這種奇跡般的運營效率簡直無法想象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，這些不顯山不露水的戶口版籍，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。司馬遷為蕭何這個行為做了總結：“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、戶口多少、強弱之處、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具得秦圖書也。”
當然，這些咸陽老檔也並非萬能。
秦末戰亂時間太長，以致中原凋敝不堪。劉邦在自己下的詔書裡承認：“民前或相聚保山澤，不書名數。”這個“名數”，顏師古解釋說是“戶籍”。“不書名數”，是說老百姓都跑光了，戶籍管理體系已然崩潰。
【註釋】
民前或相聚保山澤，不書名數：語出《漢書·高帝紀》。古之為盜者，多保據山澤，占山為王，漢儒賈山曾言，秦“群盜滿山”。漢高祖劉邦十分清楚，之前戰亂年代，百姓多離家逃難，聚集在山澤之間，沒有戶籍，不受管控。據《漢書·嚴安傳》所載，秦朝末年，連年戰亂導致人力缺乏，真的是把女人當男人使，把男人當牛馬使。死個把男人不要緊，我們還有女人呢！運輸隊裡面都是女的。又據《漢書·食貨志》所載，經過戰亂，許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，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二三。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保障，天子的日用也無法滿足，出趟門連四匹純色的馬都湊不齊！
咸陽老檔可以提供一些歷史數據以為參考，卻沒辦法繼續更新數據。
但不更新又不行。
馬上得天下，不能馬上治天下。維持一個國家，比占領一個國家更難。
新生的漢家王朝想要延續下去，得先搞清楚人口數量，把流民趕回到田地裡去，固定稅基；有了稅賦徭役，政權機器才能運轉，實行有效統治。想做到這些，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戶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絕對不行的。
這個難題，劉邦自然而然地交給蕭何去解決。
漢高祖四年（公元前203年），蕭何便迫不及待地動手進行了一次全國人口大普查，“初為算賦”，然後以此為基礎，搞出了一套叫作《九章律》的法典。
這個法典是以秦六法為基礎，在《盜法》《賊法》《囚法》《捕法》《雜法》《具法》之外，又補充了《戶律》《興律》《廄律》三部法律。這其中的《戶律》，正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架構出的一套戶籍制度。
【註釋】
《戶律》裡面規定，每個人都必須自覺上報自己的年齡。如果歲數太小，又沒有父母或其他監護人，那麼就要當地的官員估個數，替他上報。如果報年齡的時候，虛報達到三歲以上，就要罰錢。制定這條法律，是因為經驗豐富的蕭何事先就考慮到，有些人會虛報自己的年齡，不願意被登記為“丁”，以逃避賦稅和徭役。後來，曹參繼承了蕭何的職位，就隨便混混日子，天天喝個小酒什麼的。人家問曹參你幹活怎麼這麼不積極啊？曹參說蕭何制定的規矩太好了，我還要費什麼腦子呢？後來這成了一個成語，叫“蕭規曹隨”。
這套體系展開來說，是個非常大的話題。簡單來講，漢戶律“計家為戶，計人為口”，以一戶作為基本單位。戶籍要開列戶主以及家庭成員的籍貫、爵位、年齡、性別、相貌膚色、健康狀況等。還要對家庭財產進行登記，一戶有多少田畝、多少奴婢、多少牲畜，一一寫明。
該戶的賦役數額和戶口級別，皆據此而定。
每年八月，老百姓還要向當地官府主動申報戶口變動情況，謂之“案比”。每隔三年，各級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數量、年齡、墾田、稅收、官吏數量做一個統計，鄉裡交縣裡，縣裡交郡國，最終匯總成“計簿”，再派專人遞交中樞。
中央這邊接到“計簿”，由禦史先審核一輪，確認數字沒問題，再提交給丞相。有了這些數據，朝廷可以保證稅收，也可以借此控制民眾流轉，進一步增強中央集權。
這都是秦法搭建起來的運作框架，由漢律來落地實行。
確定了田地數量，稅賦就有了出處；確定了人口數量，徭役就有了來源。這兩樣掌握住，政權就穩了。用《大學》裡的話說：“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”
這套體系不光讓西漢渡過了初期的難關，逐步走向強盛，還深刻地影響到了後世。
自漢以後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，每一個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戶籍管理體系。比如東晉分本土黃籍和僑民白籍；唐分天下戶口為九等，三年一團貌；宋代分有常產主戶和無常產的客戶，又分坊郭（城市）戶和鄉村戶，等等。但萬變不離其宗，無論細節如何變遷，其運作的基本邏輯，始終不曾偏離蕭何的《戶律》精神，總結下來就八個字——收稅有據，束民有方。
【註釋】
東晉的戶籍制度：西晉因著八王之亂、永嘉之禍而亡國，瑯玡王司馬睿在南渡過江的中原士族與江南士族的擁護下稱帝，國號仍然為晉，史稱東晉。東晉政權偏安江南，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戰之中。北方世家大族、百姓紛紛渡江南遷，稱為僑人，散居在僑立的郡縣中。據《隋書·食貨志》所載，本來戶籍無黃、白之別，皆是黃籍，但南渡而來的僑人被允許攜帶其北方原來的籍貫，故產生了白籍。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納稅服役。僑人越來越多，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負擔，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，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，故出現了旨在把僑人變為南方土著人戶的土斷，努力恢復戶籍無黃、白之分的舊狀，擴大征稅、服役人群。
唐代的戶籍制度：據《舊唐書·食貨志》所載，唐高祖年間，凡天下戶口，量其資產，定為九等，每三年編造一次。編造戶籍時，地方官吏必須親自檢閱人丁的形貌，將結果記錄在冊。因各地常集合五黨或三黨為一團進行，故稱為團貌。團貌要耗費相當可觀的人力，所以，在戶籍編制正常的情況下，貌閱的重點對象為與賦稅制度密切相關的五個年齡段的男子，以及可以免除賦役的三種不同程度的殘疾人。
宋代的戶籍制度：宋代戶籍有主戶、客戶之分。主戶，又稱稅戶，指有田產、稅錢或家業錢的民戶，根據地域、田產的不同，分為五等，使之在負擔差役、雜稅等方面有所區別。上戶承擔重難差役，中下戶承擔較輕的差役。客戶，也稱佃客，指沒有土地、常居主人之家、為人傭耕的佃農。官府出於征發勞役的需要，將客戶也登記在冊。坊郭戶和鄉村戶大約始於宋朝初年，其實就是城鎮戶口和鄉村戶口。兩種人交的稅不一樣，城鎮戶口又有錢的，就要交更多稅。不管是城鎮戶口還是鄉村戶口，都有主戶和客戶之分。主戶是城市裡的有房一族，客戶則是租人家房子、店面的那些人。
一個政權掌握的戶籍數據越詳細，天下就越透明，統治也越穩定。
因此我們會看到，歷代王朝肇造，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永遠是統計天下，修造版籍。這事搞不定，啥也幹不了。
不過建戶籍這事吧，說難不難，說容易也不容易。
戶籍檔案有一定的繼承性。如果你前頭趕上一個靠譜政權，規則設計完備，資料保存完整，能省不少事。比如劉邦，有現成的秦法可以參考，又有蕭何保留下來的秦檔，很快便能進入狀態；司馬炎運氣更好，魏、蜀、吳三國皆襲用漢制，三分歸晉之後，三家戶檔可以直接合並；大唐之前，有隋朝幫它“大索貌閱”，收拾流民和隱藏戶口；大宋之前，後周已把基層建設得差不多了，趙匡胤黃袍加身，照單全收便是。
跟這些幸運兒相比，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可就沒那麼好的運氣了。
因為他要面對的，是奇葩前任留下來的一個大爛攤子。
元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朝代，它的戶籍體系叫作“諸色戶計”，以繁復而著稱。有按職業分的，如軍戶、民戶、匠戶、鹽戶、窯戶、儒戶、打捕戶、樂戶、織戶、采珠等等；有按貢賦內容分的，如薑戶、藤花戶、葡萄戶；有按照僧、道、也裡可溫、答失蠻等宗教信仰分的；還有為了服務於貴族而設立的投下戶、怯憐口戶；再往下細分，還能分成草原兀魯思封戶、五戶絲食邑戶、投下私屬戶、投下種田戶等等；甚至還會細分到負責侍奉貴族老年生活的養老戶，負責供養皇親國戚的江南鈔戶，給公主和王妃當嫁妝的從嫁民戶，隸屬於寺院的永業戶；等等。
順便一說，同一類戶籍下面，還按財產數量分為九個級別。
圖四·2 某站戶同時向不同部門交稅示意圖
再順便一提，不同類別的戶籍，歸屬不同的管理機構，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。比如探馬赤軍戶歸奧魯官管理，匠戶歸戶部管理，僧道戶歸宣政院管理，投下戶則是不同的宗王貴戚私有之物，江南鈔戶名義上歸戶部管，稅收卻要上交諸王與駙馬們。
在沒發明電腦的年代，想把如此錯綜復雜的戶籍體系理清楚，就是一百個耶律楚材也沒辦法！忽必烈在中統元年（1260年）曾經試著搶救了一下，立了十路宣撫司，定戶籍科差條例。可這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，讓他這次“閱實天下”的目的沒有實現，反而弄得更亂了。
跟繁復的戶籍體系相對應的，元代的戶籍管理也極其簡單粗暴。
馬可·波羅在遊記第二卷裡，講過一段他在杭州的見聞：“每家的父親或家長必須將全家人的名字，不論男女，都寫好貼在門口，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。如有人死亡或離開住所，就將他們的名字勾去，如遇添丁，就加在名單上。”
雖然他是以贊賞的口氣來描述的，但讓秦漢唐宋的戶籍官吏看到這個場面，能吐出一口血：這管事的得多懶多糙，才會這麼幹啊！
這還是在一線城市杭州，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。所以元代的戶籍管理，其實算得上放養。
如此破爛粗放的一部機器，一直磕磕碰碰地運轉了百年。元末戰亂一起，它便徹底趴窩崩潰。用史書上的話說就是：“元季喪亂，版籍多亡，田賦無準。”
【註釋】
元季喪亂，版籍多亡，田賦無準：據《明史·食貨志》所載，元朝末年時局動蕩，多死傷禍亂之事，官方的戶籍和田畝賬冊多有亡佚，賦稅征收沒有根據。據《明實錄》所載，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後一天，朝廷才統計出全國人口的數字。
蒙古人拍拍屁股，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。前來接盤的朱元璋，可發了愁。他望著那一堆冒著狼煙的機器殘骸，蹲在地上嘆了口氣：這飯啊，夾生了。
元代戶籍實在太亂，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盤繼承；可徹底拋開另起爐灶，難度也極大。廢棄不是，繼承也不是，朱元璋面對這個復雜局面，只能摸著石頭過河，一步一步試探著來。
早在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他在南直隸諸府和江西三府搞過一個叫作“均工夫”的試點制度。規則很簡單，按田地數量征賦役：每一頃地，出一個壯丁，農閑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。如果田不夠一頃，可以幾家合出一丁；如果田多人少，也可以出錢雇佃農去服役。
這是一個無奈的折中做法。因為那時老百姓跑得到處都是，沒有戶籍來制約。官府幹脆不按人頭征稅，而是把賦稅折到田裡。你人可以跑掉，但土地總跑不了吧？
除此之外，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還發佈詔書說：“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，已令總兵官收拾，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，許令官司送納。”這是在向民間征集散落的元代戶籍殘本。緊接著，第二年，朱元璋又宣佈：“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，不許妄行變亂。”
【註釋】
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，已令總兵官收拾，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，許令官司送納：戶籍賬冊還是有根有據為好，朕已下令總兵官註意征收元時戶籍殘本，或者它們已經失散於軍、民之間，如果能找到的話，允許地方官府送交上來。
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，不許妄行變亂：每個人的戶籍必須以原先的戶籍為準，不得擅自改變。萬歷年間，《大明會典》重申，所有軍人、農民、驛站工作人員、鹽場工人、醫生、天文星象觀察者、工匠、樂工，都不可以擅自轉行。如果偷偷改變戶籍記載的職業，想換輕松工作的，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。
你在元代是什麼戶籍，現在還是什麼戶籍，別自己亂改。在新戶籍建起來之前，權且用舊戶籍管著，先把人攏住了再說。
無論是“均工夫”還是“原報抄籍”，都只能臨時救個急。真正想讓大明長治久安，還得盡快把新的戶籍體系建起來才行。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葉伯巨，他把這個道理說得特別直白：“夫有戶口而後田野辟，田野辟而後賦稅增。”
為此朱元璋輾轉反側，到處開會調研，最後還真讓他尋到一個辦法。
寧國府有個叫陳灌的知府，在當地搞了一個戶帖法，成效斐然。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，覺得這個建戶籍的法子特別好，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，完全可以作為樣本在全國推行。他決定拿來先用用看。
時間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。
洪武三年對大明來說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。在這一年，朝廷相繼出臺了各種政策，重修了官員殿陛禮法，制定了王府官制、五等勛爵，明確了明代科舉的框架。一個新生政權，正緩緩走上正軌。
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朱元璋頒佈了一道聖旨，鄭重宣佈戶帖制在全國推廣上線。
“戶帖”這個詞不是明代原創的，它最早見於南齊，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裡時常可見，是一種催稅到戶的術語。不過在明代，這個“戶帖”的內涵卻變得很不一樣。
不光內涵不一樣，連口氣都變了。
朱元璋的這道聖旨，在中國的皇家文件裡極有特色。要知道，一般的聖旨正文，在皇帝形成意見之後，都會交給專家潤色一番，使之駢四儷六、辭藻雅馴，看起來高端大氣上檔次。而朱元璋的這份“戶帖諭”，卻是一篇原汁原味的“口諭”。
聖旨是這麼說的：
說與戶部官知道，如今天下太平了也，止（只）是戶口不明白俚（哩）。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，你每（們）戶部家出榜去，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，都教入官附名字，寫著他家人口多少，寫得真著，與那百姓一個戶帖，上用半印勘合，都取勘來了。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，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，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，比著的便是好百姓，比不著的，便拿來做（作）軍。比到其間，有司官吏隱瞞了的，將那有司官吏處斬。百姓每（們）自躲避了的，依律要了罪過，拿來做（作）軍。欽此。
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，聖旨寫得近乎純大白話，讀起來特別寒磣。
這個文風，其實不是朱元璋首創，乃是脫胎於元代。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，發佈命令多用蒙語，會有專門的譯員逐字逐句直翻成漢文，再交給文學之士進行文言修飾。有時候事起倉促，省略最後一道程序，便形成一種特別生硬的口語話文牘——硬譯公文。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時候，詔書就是這種風格：“（我）從著眾人的心，九月初四日，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裡，大位次裡坐了也。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，赦書行有。”
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《正統臨戎錄》，裡面用硬譯體記錄了大量蒙古人的對話，特別有趣。
說回正題。
朱元璋為啥要用這麼奇怪的白話文？不是因為朝中無人，而是因為他受夠了那些文縐縐的套話空話。
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給朱元璋上奏疏，前後一萬七千字。朱元璋讓人念，一直念到六千多字，還沒進入正題。朱元璋大怒，把茹太素叫過來痛罵一頓。這位皇帝態度倒真認真，罵完了大臣，晚上叫人接著念，念到一萬六千五百字，才聽見幹貨。
茹太素用最後五百字說了五件事，件件見解都很精到。朱元璋感慨說：“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，是朕之過。有臣如此，可謂之忠矣。嗚呼！為臣之不易，至斯而見。”
後來朱元璋為了防止忠臣被誤傷，特意把公文要求寫在《大明律》裡：“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，每事各開前件，不許虛飾繁文。”
在國家級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話，也算朱元璋身體力行做的一個表率。
回過頭來繼續看朱元璋這份聖旨，拋開文風不說，它的內容相當務實。裡面沒任何虛頭巴腦的廢話，條分縷析，每一句都是幹貨，把戶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。
那麼，戶帖制到底是幹什麼的？怎麼運作？咱們不妨把整個執行流程走上一遍，就明白了。
圖四·3 “戶帖制”執行流程示意圖
第一步，當然是皇帝下發一道大白話聖旨到戶部，給政策定下基調。
第二步，戶部根據文件精神，設計出標準戶籍格式尺寸，叫作戶帖式。戶部規定：“戶帖”的用紙長一尺三寸，寬一尺二寸，邊緣還綴有一圈花卉裝飾。
這個尺寸，可不是隨便定的。
早在晉代，朝廷制作戶籍時已有規定，要求用一尺三寸札。因為當時沒有線裝書，而是卷軸裝。紙與紙之間左右相連，形成一條長幅，因此寬度不限，只需要規定長度即可。
到了明代，裝幀方式已和現代無異，頁頁相疊，因此需要把長、寬都規定出來。將長度定為“一尺三寸”，也算是一種從古。
看完尺寸，咱們再來看正文格式部分。
正文分成左、中、右三塊。在最右邊，印制洪武皇帝剛才那段白話聖旨，前面添加一句“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”字樣。一來申明此乃皇命；二來警告百姓要如實申報，否則要充軍；三來提醒經手官員，如果他們違法徇私，也要處斬。
中間部分，是戶帖主要內容，要寫明該戶的鄉貫、男子丁口、女子口、名歲、與戶主關系、戶種、事產、住址等信息。
最左邊，是留給官員簽字之用。朱元璋對這次推行極為重視，要求每一級都要有經手官員的簽押，以便追溯責任。所以每一份戶帖的簽字，都是從戶部尚書鄧德開始簽起，接著是副手左侍郎程進誠——當然，這兩位的簽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，否則他們也甭幹別的事了；隨著戶帖一級級下發，會有侍郎某、郎中某、員外郎某、主事某依次簽在後頭。
這是中央部門簽發部分。在戶帖背後沿邊還留有空白，以便地方執行官員簽下花押：從知縣、縣丞、司吏、典吏到書手、裡保，一個都不能少。
調閱任何一份戶帖，都能查到從中樞到執行小吏這一整條文件流轉的路線。哪一環節出問題了，抓起責任人來十分方便。
每一份戶帖，都要一式兩聯。首一聯叫作籍聯，次一聯叫作戶聯。前者交給官府留底，後者給百姓家裡留底。在籍、戶二聯之間的騎縫處，要印有字號以作為堪合之用，還要蓋上一個戶部騎縫章，每聯恰好各留半個印。這樣一來，官、民各有一份，最大程度防止偽造。
從一份戶帖式上的設計可以看出，大明朝廷著實下了一番苦心。逐級簽字，騎縫用印、編號堪合，籍戶二聯，盡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。僅此一點，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裡去了。
第三步，戶部把設計好的戶帖式下發給官辦印坊，依照樣本批量印制，然後分發到各地州縣，並規定了繳還時間。
第四步，各地州縣接到空白戶帖之後，必須由正印官員擔任提調官——這個提調，是臨時差遣頭銜，和後來負責教育的行政職務不一樣。他的工作是張貼文告，曉諭百姓，讓他們早做準備，還要對屬下官吏進行培訓。
接下來，提調官成立工作小組，親自坐鎮監督，下級官吏帶著空白戶帖，分赴各地基層去執行落地。
第五步，衙門小吏和當地裡正逐家去敲門送帖。百姓大多不識字，需要口頭申報，小吏當場填寫資料，並由熟悉內情的裡正審核、作保。三方確認無誤，小吏會撕下其中的籍聯部分，帶回衙門，與其他籍聯匯總；剩下的戶聯部分，交還百姓自家留底，叫作戶帖。
這個制度之所以叫戶帖制，就是從戶聯這兒來的。
第六步，所有填好的籍聯，在衙門匯總統計，要算明戶口、人口、丁口、田產幾項數字的總額，連同原始資料一起遞交給上級，自己復制一份留底。這麼一層一層磨算，逐級匯總到戶部。戶部呈遞到朱元璋手裡的，就是一份全國總戶口、總人口、總適齡壯丁以及總耕種田畝數的概算報告。
有了這個東西，天下在朱元璋面前，便不存任何秘密了，透明可見。他可以隨時看到一個地區的總數據，如果願意，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戶的情況。
但你們以為這就完了嗎？
老朱對官僚一向不大放心，總怕有人從中舞弊徇私。他對老百姓更不放心，民間隱瞞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，如果放任不管，等於白幹。
因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個制約舞弊的手段。
第七步，朱元璋動員了一大批軍隊系統的文書人員，分散到各地去審核抽查，術語叫作“駁查”。用聖旨裡的話說就是：“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，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，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。”
這些大頭兵和地方不是一個系統，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。如果軍隊駁查出戶帖數字與實情不符，哪一級出了問題，就要哪一級官員的腦袋。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隱瞞，那就發配去充軍。
第八步，軍隊駁查完畢，也提交一份報告給皇帝，和戶部報告並讀。大功告成。
說了這麼多，那麼這個戶帖到底什麼樣子？
讓我們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戶帖實物，看看都填寫了什麼吧。
從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，在最右側，是朱元璋的大白話聖旨，占了將近一半的紙幅。在聖旨結尾還有一行字：“除欽遵外，今給半印堪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。”
這是在宣讀戶主的權利和義務，提醒他有權收到一份戶籍副本，上面還有一半官印可以驗證真偽。
圖四·4 戶帖實物圖（出自崇禎《嘉興縣志》）
聖旨之後進入正文：
一戶，林榮一。
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。
計家五口。
男子二口：成丁一口，本身年三十九歲；不成丁一口，男阿壽，年五歲。
婦女三口：妻章一娘，年四十歲；女阿換，年十二歲；次女阿周，年八歲。
事產：屋，一間一披；田，自巳民田地，六畝三分五毫。
從這些信息可以看出，這是個典型的小自耕農家庭，一家五口，一間房子幾畝田地，勉強糊口度日，家庭地址在嘉興府下轄的某一個鄉村裡。
再往左邊看，是兩行字：“右戶帖付民戶林榮一收執，準此。洪武四年 月 日”。說明這份文件是戶聯，給戶主留底。
在“洪武四年”的左邊，有一排殘字，只餘左半邊：“加字壹佰玖拾號”。這個是騎縫字號，另外一半字在籍聯上面，已被扯去交官。萬一起了糾紛，官府就會調來籍聯和戶聯對比，騎縫字號能對齊，說明是真的。
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，還有負責官員的花押，一共有六個。不過具體是哪些官員的手筆，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……
在左上角，還能看到一個“部”字。另外一個字是“戶”，留在了籍聯上。具體操作手法是，把第一聯卷起來，讓“戶”字和下一聯的“部”字恰好平齊，蓋上騎縫大印。如此操作，兩聯各留一半鈐記，功能和字號一樣，還兼具認證功能。
這樣一來，官府和民眾各執一份。不光官府可以用它來管理，民眾若碰到家產糾紛，也可以以此為證據，去調官府的原始記錄，最大限度地杜絕了偽造、篡改的情況。
這份戶帖，可以說設計得相當周詳了。
不過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覺察到，這個戶帖裡有兩個不太容易發現但事關政策成敗的小問題。
大家不妨停在這裡，想上五分鐘，再繼續讀下去。
戶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麼？是征收賦稅。而中國古代的賦稅依據除了人丁之外，還要看田地的多寡。
不，這個說法還不夠準確。
稅賦依據，不只要看田地多寡，還要看田地質量。
河邊的田地和山坡上的鹽堿地，即使面積相同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樣，產出大不相同；麥田和桑田，即使面積相同，收稅種類也要有區別。如果不加區別，只以面積來收稅，小則造成紛擾，大則激起民變。
早在春秋時代，楚國令尹子木整頓田制時，就註意到要考慮田地肥瘠不同，要“量入修賦”。王安石變法時，有一項方田均稅法，將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，每等稅負各不相同，多占良田者多繳，少占貧田者少繳。
將田地分級，是土地管理實踐中的重要一環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稅賦公平，減輕貧民負擔。
可在剛才那份戶帖裡我們可以看到，林榮一家裡那六畝三分五毫的田地，只是簡單地登記成“自巳民田地”。這塊土地種的什麼作物、肥沃程度如何，戶帖裡一概沒寫，甚至連所在位置和形狀都沒提。
這讓朝廷以後怎麼收稅？
也許會有人指出：土地資料都是單獨編成魚鱗圖冊，你在戶帖裡當然看不到。
圖四·5 《明萬歷九年歙縣十五都八圖丈量魚鱗清冊》（藏於徽州稅文化博物館）
魚鱗圖冊是一種土地登記簿，裡面會將所有者的田、地、山、塘一一標明，繪成圖形。一片一片的地圖狀如魚鱗，故而得名。它始見於宋代婺州，在元代開始流行於兩浙經濟發達地區，是國家厘定稅賦的重要參考。
但問題是，朝廷開始大規模修造魚鱗圖冊，是洪武十四年之後的事。在洪武三年、洪武四年推廣戶帖的過程中，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圖。
這太奇怪了，元末的狀況明明是“版籍多亡，田賦無準”，說明戶籍和田籍都散失了。朱元璋既然已經搞了全國人口大普查，為什麼不摟草打兔子，順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？幹嗎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後才做？
其實，這不是疏漏，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務實穩重之處。
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嗎？想！他做夢都想。
拜元末弊政所賜，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攤爛賬，基層瞞報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。像湯和、李善長這種級別的功臣，都曾因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過申斥，可想而知當時的風氣。
隱田藏匿得多，稅賦就交得少。稅賦交得少，新生的大明政權就要出問題。朱元璋當然希望盡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。早在洪武元年，他已動過清查土地的心思，要求戶部“核實天下土田”。
但具體到執行層面，從皇帝到戶部尚書都在發愁。
太缺人才了。
清點人口比較簡單，執行人員懂得加減乘除就夠了；清丈田地卻是一個高難度的技術活，因為田地不可能全是規整的方形，經常會有圭、邪、箕、圓、宛、弧之類的田地形狀，執行人員得精通方田之術，才能精確測量出面積。
何況它還是個情商活。地方上的勢力盤根錯節，互相包庇，執行人得足夠精明，才能從狡黠的地方豪強嘴裡挖出隱田來。
國初百廢待興，朱元璋手裡暫時還沒有那麼多人才儲備。
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麼程度呢？有一次，朝廷決定要整頓浙西的土地，勉強湊了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，這還是因為浙西是賦稅重鎮的緣故。至於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，只能“分遣監生並秀才丈勘北方田地”，瞧瞧，連國子學的人都抽調出去了。至於其他地區，中央連使者都派不過去，只能發一紙聖旨，讓各個地方自行“擇邑從事之賢者”“新具圖籍”。
上頭的窘境，各地都看在眼裡。好，你顧不過來，那我就慢慢拖唄。比如蘇州府，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務，他們交齊全府魚鱗圖冊的時間，是在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。
即使是派了督查員的浙西地區，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難重重。
浙西乃是膏腴之地，那麼多田地，利益關系牽涉極深。當年元廷屢次想在這裡清丈土地，結果“緣以為厲民，至有竊弄兵戈子草間者，上下憂之，遂不克竟”，愣是被當地人給攪黃了。後來官府和當地豪強達成一個默契，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冊籍，準不準另說，我不深究你隱報的土地，各自賣個面子，相安無事。
這麼個復雜的地方，朝廷卻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，撒下去連個水花都瞧不見。
史書上記載周鑄他們事情辦得還不錯，說“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，竿尺有準，版帳（賬）不欺”。還有湊趣文人寫了首詩：“天子龍飛定兩都，山川草木盡昭蘇。三吳履畝難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圖。”
【註釋】
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，竿尺有準，版帳（賬）不欺：語出名士楊維楨《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》。成教授，即前濟寧郡教授成彥明，此次與周鑄同行，前往浙西核田。當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歡這些督查員，覺得他們辦事清明、果斷，丈量田地時很有規范，編繪的魚鱗圖冊也十分準確，與實際田畝相符。
天子龍飛定兩都，山川草木盡昭蘇。三吳履畝難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圖：此乃楊維楨采民謠整理成詩，名為《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》，黃侯，乃黃萬裡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。楊維楨為元末明初之人，詩中洋溢著對新朝治土有方、編繪出魚鱗圖冊的欣喜之情。大明天子龍飛九五之尊，定下南北兩都，山川草木都恢復了生機；三吳本是難以實地考察、丈量之地，田畝難有籍冊，如今，經過這次大規模測量，四海之田畝都能有圖有據啦！
至於實際效果嘛，周鑄有一個同行者叫成彥明，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記錄：他負責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、二百一十五圖。一個人要兼顧這麼多地方，其核田清丈的成色，怎麼可能靠譜。
可見“竿尺有準”雲雲，無非是跟當地達成某種默契罷了。你自己報上來，我給你寫下來，大家都別深究。
這還是在大明統治的核心地帶，至於外圍各地，更是鞭長莫及。
事實上，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形勢上，洪武初年的朝廷沒法徹底清丈全國土地，更別說給土地分級了。對此顧炎武在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裡特意強調過：“國初定賦，初但據一時一地之荒熟起科，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。”
當然，朱元璋手裡還有軍隊，如果要強行清田，也未嘗不能。但一村一縣可以鎮壓，總不能每村每縣都要靠暴力解決。天下初定，民心未附，這麼硬搞，必然激起大面積變亂。
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，朱元璋表現出了相當大的彈性：既然做不成，就先退一步唄。
退一步，海闊天空。退一步，十年不晚。
所以在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，他決定只專心普查人口，不去碰“清田”這根高壓線。只讓百姓把手裡的田地面積寫清楚，官府做個賬面統計，就得了。
可是不清丈土地，又怎麼知道它們的面積和產出呢？就算讓百姓自行申報，也得有個參考吧？
朝廷用了一個巧妙的民間土法來估算。這法子原來在金華地區盛行，以產量來估田畝。割麥子的時候，三捻為一把，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為一石。每六十束稻草，則為一擔谷。拿這個經驗公式推算，肥田每畝收谷四擔，瘠田兩擔，可以從產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積。
這個經驗公式適用於江南地區，北方物候不同，算法也有所不同。比如說有一個姓王的秀才在山東諸城推行的叫折畝法：具體做法是設定一個基準單位，叫作稅畝，好地一畝頂一稅畝，次一點的地，兩畝頂一稅畝，再次的地，三畝才折一畝。通過這種做法，盡量讓稅賦公平一點。後來到了明中後期，折畝法被發揚光大，通行全國，不過那就是後話了。
無論是金華的經驗公式，還是諸城的折畝法，都是折中之舉。朝廷無法核田，又要保證稅收正常運作，只好采取這種粗疏的權宜之計。
朱元璋退的這一步，非常重要。
不清丈土地，百姓的抵觸情緒會減輕很多。朱元璋抓大放小，先把戶帖給推行下去。他甚至還主動下詔，鼓勵墾荒，說新開發的土地不予起科。
百姓一聽，好啊！舊田地官府現在不追究，新田地還不用征稅，那還不多幹點？元末拋荒的大量田地，在這個時期被重新墾殖，生產力迅速恢復。
至於戶帖，官府說什麼咱能填什麼，反正是免費的。
老百姓覺得自己占了大便宜，卻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計更長遠。
他們不明白，戶帖的真正功能，是把居民禁錮在原地。只要人鎖住了，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，還不是一句話的事？他們現在開墾的隱田越多，未來朝廷可以征稅的田地就越多。
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朱元璋下旨宣佈：“陜西、河南、山東、北平等佈政司及鳳陽、淮安、揚州、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，有司毋得起科。”聽起來不錯，從洪武十三年開始墾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稅。但再仔細一想，不對啊，很多人從洪武四年開始就開墾土地了，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間的新田，可就這麼被國家算進賦稅了。
緩行一步的好處還不止於此。
經過戶帖推廣這一場全國大普查的洗禮，朱元璋鍛煉出了一大批精通計算又深諳基層內情的官吏。他們具備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，技術層面不存在障礙。
朱元璋這一招以退為進，既緩解了基層情緒，又推行了政策，還鍛煉了隊伍，為以後埋下伏筆，可謂前後勾連，一舉數得。這般手段，真是面面俱到。
等到洪武十四年——恰好是戶帖推行十周年，國家卷土重來，百姓們驚訝地發現，他們身負戶帖之枷，面對虎狼之吏，已經沒辦法像洪武元年那樣再玩小動作了。
真應了那句話，稅收可能會遲到，但從不缺席。
咱們再說回那份戶帖裡的第二個問題。
林榮一的家庭地址，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。
註意這個“民”字，指的是林榮一全家的戶籍類型，是“民戶”。在其他幾份流傳下來的戶帖裡，我們還能看到“軍戶”“匠戶”等分類。
等一等，匠戶、軍戶那些亂七八糟的，不是元代的職業戶制嗎？大明洪武二年確實搞過一個“原報抄籍”，但那不過是維穩的權宜之計，怎麼洪武四年的新戶籍裡，還有這種鬼東西？
元代的這個職業戶制，是一種歷史大倒退。本來在宋代，因為經濟發展迅猛，戶口設計趨向於寬松流動。比如“客戶”是沒有常產的戶籍，但如果一個佃農賺到錢買了田產，就可以“復造”戶籍，從“客戶”轉為有常產的“主戶”。
元代可不敢這麼幹，統治者最擔心的是統治被顛覆，所以他們設計戶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，限制得越緊越好。職業戶制下的民眾，世世代代只能從事一種職業，不可變易。
放著宋的好東西不學，幹嗎學壞的？
朱元璋選擇保留元代的職業戶制，原因很復雜。
一方面，明初有大量人口是舊職業戶出身，牽涉復雜，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態。貿然廢除職業戶，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。明初百廢待興，朱元璋不想在這個上面節外生枝。所以他在洪武二年，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舊檔，申明效力，讓職業戶各安其位——先穩住再說。
而一項國家政策是有延續性的，一來二去，職業戶便從權宜演變成常例了。
另一方面，朱元璋自己搞了一個衛所制。龐大的軍隊不再退役，以衛所為單位，直接落地變成軍戶。閑時屯田自給，戰時赴戎。而軍人的子弟，世世代代都是軍人。朱元璋對這個設計很得意，自誇說我朝不用征兵，也不用征餉，軍隊自給自足，不驚擾百姓分毫。
這些人，自然而然也就成了“軍戶”。
不過朱元璋總算沒太糊塗。他只把戶籍分為四類：民戶、軍戶、匠戶、灶戶。民戶歸戶部管，軍戶歸兵部，匠戶、灶戶歸工部。還有一些細分小戶種，但總算不像元代那麼奇葩。
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，他也表現出了務實的靈活性。比如在這次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，有一個特別的要求：“不分戶種，就地入籍。”
“不分戶種”是說無論民、軍還是匠戶，都要登記，沒有例外，這是全國一盤棋；“就地入籍”是說，當時天下流民逃戶太多，朝廷要求他們返回籍貫所在地，但如果有人不願意回去，也沒關系，可以在本地落籍，一樣可以授田登記。
不過，無論是權宜之計還是規劃衛所，都只是表面原因。其實朱元璋沿用職戶制，歸根到底是因為他的控制欲太強了。
這種制度弊端多多，但特別適合維持穩定，而穩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視的。在朱元璋心裡，老百姓最好老老實實待在土地上，別到處溜達生事。
不光朱元璋這麼想，明清兩代對職業戶制，也頗多正面評價。比如萬歷年間有一位禮部官員晏文輝贊譽說：“洪武舊本，由（猶）木之根、水之源也，木有千條萬幹，總出一根；水有千支萬派，總出一源。人有千門萬戶，總出於軍民匠灶之一籍。”清代的學者朱奇齡更是進一步分析說：“既有常業，有令世守之。則父兄所以教其子弟，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，無非各事其事，童而習之，其心安焉，不見異而遷焉。”
朱奇齡的分析，真正是切中肯綮：你一生下來，職業就註定了，不會有別的想法，自然不會瞎折騰——此所謂“其心安焉，不見異而遷焉”。官府方便管理，社會也能少鬧點矛盾。
換句話說，為了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，朝廷並不在乎犧牲掉社會活力和個人自由。
這個職業戶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妥協產物，在穩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義。沒想到朱元璋試用了一下，覺得太好使了，幹脆把它當成一個常規，一代代傳了下去。
不清田，職業戶，從上述兩處細節可知，設計者在一份薄薄的戶帖裡埋藏的用意，實在深若淵海。
這一次戶帖大登記，從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續到洪武四年年底，前後整整一年。因為策略務實、設計周詳，加上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，很快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順利完成任務。
雖然這次普查的原始記錄並沒留下來，但根據種種記載推測，總註冊人口數在五千五百萬以上。
這五千五百萬人，是已經安定下來的生產人口，而且處於官府控制之下。只要朝廷願意，可以追查到具體任何一戶的狀況，掌控力遠超從前。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，這是中央政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。
這對新生的大明政權來說，意義重大。
正當諸多官吏長舒一口氣，覺得大功告成之時，大明朝廷又宣佈了：戶帖統計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，人口會增長，田地會變化，從此以後，每年地方上都要進行更新，每十年要重新造冊。
原來這一切，都只是鋪墊罷了。
真正的大戲，要等到十年之後。